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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否构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作者：彭箭 何仕元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2000年8月12日, 邓六根、周小民、谢春明、谢爱众、邓脚苟五人从广东省从化市乘坐吴言华所有的赣D20308客车回吉水。途中，客车两次停靠在路边饭店吃饭，且两家饭店都有强行拉客吃饭的现象，其中邓脚苟还挨了店主的打。邓六根等五人则认为车主、司机与店主是合伙的，于是邓六根提议等到吉水下车时，向车主及司机索要医疗费和车费，其余四人一致同意。13日晚9时许，当该车行至吉水县双村镇连城村路段时，邓六根等五人闯进驾驶室，先叫司机停车；车停后，邓六根提出要车主吴言华交出2000元钱，吴不肯，于是邓六根从车上找出一根短钢管对吴言华及司机曾军辉、邓远如进行殴打，周小民用脚踢吴言华，谢春明、谢爱众则从车上找出两只空啤酒瓶，敲掉瓶底后对吴、邓、曾三人进行威胁。在此情况下，吴言华被迫交出600元钱给周小民，谢春明还从曾军辉身上抢走一只BP机。随后，邓六根等五人逃离现场。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五被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运营中的交通工具上采用暴力、胁迫的方法，对司售、乘务人员实施抢劫，构成抢劫罪，且具有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加重处罚情形，应适用刑法配置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刑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五被告构成一般抢劫罪，应适用刑法配置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罚。
评析：
本案五被告构成抢劫罪没争议,争论的焦点是五被告是否构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刑法第263条第（二）项规定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既包括在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火车，船只，飞机等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也包括对运行途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拦截后，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员实施的抢劫。
从以上解释可分析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公共交通工具需具有以下特性：
1：公共交通工具具有“公共性”。所谓公共性， 是针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服务对象的范围而言的。认定公共交通工具，必须要看其是否服务于全社会不特定的人员。也就是说，这种交通工具对所有不特定的人员都有运输的义务，全社会不特定人员都有乘坐使用的权利。严厉打击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主要是考虑到侵害行为的实施会对社会不特定的大多数人构成人身威胁，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都大于对某个特定人员和特定交通工具的抢劫，所以将其列为打击重点，在量刑上提高了一个档次。
2：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具有“客运性”。所谓客运性，是针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承运对象而言的。实践中，公共交通工具分门别类，有的公共交通工具是专门以运载旅客的，有的则是专门用以运载货物的。我们认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交通工具必须是担负旅客承运任务，或以旅客运载为主的公共交通工具。这自然排除了专门运载货物的货车、货船、货运飞机等货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这一类的公共交通工具是以运载货物为主，抢劫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占有承运的货物，加上货运公共交通工具受可乘坐的空间范围的限制，承运的人员也较少，对不特定的大多数的人身不构成威胁。即使这种抢劫也对驾驶员和个别押运人员人身构成了威胁，原则上也应按照一般的抢劫犯罪来实施处罚，而不能视为“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3：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具有“运营性”。所谓运营性，是针对侵害行为实施时公共交通工具的状态而言的。也就是说，认定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应该看该交通工具是否处在正在运营的状态。运营状态的公共交通工具处于高度危险状态，乘客处于其中，对犯罪行为的抵抗意志及抵抗条件都受到很大的限制。首先该交通工具空间狭小，处于与社会相对隔绝的状态，犯罪行为不易被社会发现；其次，该交通工具处于运营状态，乘客要躲避抢劫犯罪的条件受到限制。所以说在交通工具上的抢劫犯罪较一般场合的抢劫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这也是刑法将其列为打击重点，提高量刑的原因之一。当然，公共交通工具在营运途中的临时停车，或犯罪分子拦截运营中的交通工具后的被迫停车，此时的公共交通工具只是相对的静止状态，正在执行运营的任务并未结束，且交通工具仍处于封闭隔绝状态，所以，对行为人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的抢劫，仍应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综上，判断是否构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首先，看该交通工具是否具有公共性，即该交通工具是否承载社会公众乘客；抢劫行为是否危及到不特定的公众乘客。其次，该交通工具是否处于运营状态，包括处于相对封闭隔绝的暂时停止状态。
具体到本案，五被告因怀疑客车车主及司机与饭店老板宰客有联系，从而起意要向车主及司机索要医疗费和车费；实际中，五被告也仅对车主及司机采取暴力、威胁行为进行抢劫，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未对其他任何乘客进行抢劫，即五被告的抢劫对象有针对性，对交通工具上其他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未构成威胁，这与解释规定的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抢劫不符。其次，本案五被告针对车主及司机进行抢劫，其性质与对货运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货主与司机进行抢劫一样，而对货运交通工具上的货主与司机进行抢劫属一般的抢劫。再次，从刑法谦抑性的价值目标出发，本案宜定为一般抢劫罪。
综上，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论正当防卫

袁州区法院 易青洪

内容摘要：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在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可采取的正当行为，为避免其滥用，对其适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为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对暴力犯罪规定了特殊防卫的内容。并非防卫行为一超过必要限度就成立防卫过当，只有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才是防卫过当。对于“明显”，不能认为只要能够清楚明白、确定的看出防卫行为超过了必要限度且造成重大损害的，就成立防卫过当。

关键词：正当防卫，暴力犯罪， 防卫意图 ，必要限度，限制性条件。

根据新刑法第20条的规定，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方法，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正当防卫的本质是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刑法规定正当防卫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当防卫制度不仅体现了专门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司法路线，而且体现了对合法权益的保护精神；不仅有利于制止不法侵害，而且有利于预防不法侵害；不仅有利于鼓励和保护公民与不法侵害斗争的积极性与自觉性，而且有利于树立和培养社会主义道德情操。法学界对正当防卫制度的研究也从没间断，正当防卫制度也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为更多的人们所了解，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本文就正当防卫的若干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 正当防卫制度的历史发展
正当防卫制度作为一种刑事法律制度，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欧洲，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的古代法律制度中，已经出现了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雏形。例如在古罗马非常著名的十二铜表法中就有这样的规定：“如果夜间行窃就地被杀，则杀死他（被）认为是合法的。”在我国，类似的制度也出现得比较早。例如，在《唐律》中已有这样的的规定：“诸夜无故入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己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 这段话的含义是说，如果在夜里无缘无故地闯入别人家里，要打四十大板。主人当场杀死闯入者，不以犯罪论。主人明知他人不是有意侵犯而将其杀伤，以斗杀、伤之罪减轻处罚；闯入者已就缚后主人将其杀或伤，则各以斗杀、伤之罪论刑。其中不仅有关于正当防卫的内容，甚至还规定了防卫过当。通过唐律的这段规定可以看出，如果单从形式上进行比较，古代的正当防卫与今天的正当防卫制度，在行为的前提（是否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行为的对象（是否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的利益）、行为的时间（是否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以及行为的限度等方面的限制性条件已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具备了现代正当防卫的雏形。当然，从实质上看，古代的防卫制度比之今日的正当防卫制度在条件限制上要宽松得多，它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努力主或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因而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为自己设立的一种私刑权，是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且即便从形式上看，当时的制度的完备性也远不能同今天相提并论。
“正当防卫”作为一种严格的法律概念而被提出来，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从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出发，法国自然主义法学派的思想家和法学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首先提出了“正当防卫”的概念。他们认为，“正当防卫”的权利是人类的天赋权利之一。其后，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拉吉舍夫继承并发展了自然法学派的理论，结合俄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提出了所谓“自然复仇权”的概念。他认为：农民有权对地主阶级残暴和侮辱性的压迫行为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这些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在正当防卫观念上的反封建的进步立场，为近、现代正当防卫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最早在立法上对正当防卫制度予以正式的、一般性确认的，是法国的刑法。1791年6月10日的《法国刑法典》在第六条中规定：“防卫他人侵犯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而为杀人行为时不为罪。”这是资产阶级刑法中最早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规定。它标志着近、现代意义上正当防卫在制度上开始建立，并不断地趋向完善和成熟。应当说，今日的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学理论与法律制度，完全是在以前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中一贯非常重视正当防卫制度的作用。一九九七年，我国立法机关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和实际情况，重新修订了一九七九年的刑法。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重大修正，放宽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并且新规定了无限防卫权（有的理论也称为特殊防卫权）。这对于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如何对防卫意识进行认定

现实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就可以实施正当防卫。但正当防卫也是主客观统一的行为，具有防卫意识的，才可能成立正当防卫。防卫意识包括防卫认识与防卫意志。防卫意识是指防卫人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意志是指防卫人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目的。防卫意识作为人的一种主观思维，具有主观性，所以具有隐蔽性的特征，有时防卫人的客观行为使其防卫意识的表露明白无误,但有时则不那么一目了然。正当防卫中防卫意识的认定时常与以下几种因素相混淆：
1、随身携带凶器
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防卫人随身携带凶器,在遇不法侵害时便加以使用,其防卫意图的认定便因随身携带凶器而出现干扰,尤其是其给对方造成了较重的人身伤亡时。随身携带凶器并不足以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防卫意图的体现,不是带有凶器与否,而是其凶器的动用,即行为人在什么情形下动用携带的凶器,是随身携带刀子, 故意挑逗、引诱对方进行不法侵害，或者一遇轻微的侵害,便掏刀就捅,还是在遇害、情况紧急时,被迫举刀自卫?不同的情况反映了行为人不同的主观心理状态,在最后一种情形下动刀自卫才是防卫人防卫意图的体现,因此,不能因随身携带凶器而排除其拥有正当防卫的权利。还有屠户由于职业的原因，带刀在身，他人对其进行暴力行为，因此迫使屠户正当防卫而造成死伤，如果因随身携带凶器而排除其拥有正当防卫的权利，那显然说不过去。
2、防卫挑拨
防卫挑拨是故意挑逗、引诱对方进行不法侵害而借机对对方进行加害的行为。在防卫挑拨中,存在着一定的不法侵害,挑拨人也实行了所谓的正当防卫,形式上符合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正是这种客观表现上的相似性,造成了正当防卫防卫意图和防卫挑拨伤害对方的犯罪意图认定上的困难。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在查明客观的预谋和挑逗、引诱行为有无的同时,更要注意查明行为目的这一主观内容,防卫挑拨不能构成正当防卫,是因为挑拨人故意诱发不法侵害而借机加害于对方,主观上具有伤害对方的犯罪意图而非防卫意图。通常预谋作为防卫挑拨案件的情节,是因为预谋的内容反映了这种伤害对方的犯罪意图,诱发不法侵害便是这种犯罪意图的体现。
3、相互斗殴
所谓相互斗殴,是指参与者在其主观上都在不法侵害故意的支配下,客观上也实施了连续的互相侵害的行为。一般认为,相互斗殴不存在正当防卫问题,因为斗殴双方主观上都具有伤害对方的目的而不具有防卫意图。如果确实参与斗殴,不得主张正当防卫权利。本文认为当行为人一方已经明确放弃斗殴的行为，而且在逃跑中或求饶而另一方依然穷追不舍，逃跑或求饶的一方应该有自卫的权利。因为已经没有连续的互相侵害的行为，也没有侵害的意图。如果参与斗殴,不得主张正当防卫权利，就不能起到犯意中止和保护作用。还有如果虽在斗殴现场,与斗殴事件有一定联系,而确实没有参与斗殴,客观上无殴打对方或指挥殴打对方的行为,主观上无斗殴意图,在遇多人围攻并有可能受到伤害的情形下,应该有正当防卫的权利。

三、如何理解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是刑法对正当防卫设立的一个限度条件。理解该条件，必须首先解决何为“必要限度”的问题。关于必要限度的理解，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关于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问题：一是何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二是如何确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这应当成为全面理解必要限度的一个出发点。本文认为，在正当防卫中，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是一个与社会相当性紧密相关的问题。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正是对社会相当性对正当防卫限度问题评价的一种反映。以社会相当性理论来指导必要限度的理解应当是一种正确的思路。从正当防卫的目的上考虑，所谓必要限度，防卫行为当然要以刚好制止住不法侵害、并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为标准。这应当是一个原则。但是，也有例外，即为了保护轻微的合法权益而采用防卫行为造成了不法侵害人权益的重大损害，尽管是刚好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必需的，也不能就具有了社会相当性，或者说是为社会大众所容许、理解。当然，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把握必要限度的抽象标准，仅解决了何谓必要限度的问题。要使这一标准能够运用于司法实践，还必需解决如何判断必要限度的问题。判断必要限度，不可能脱离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要根据具体案件中双方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人员多少与强弱、现场所处的客观环境与形势进行全面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在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时，应根据客观事实进行，不应涉及防卫人的认识能力，即在防卫人处于紧张、惊恐状态下，虽然客观上防卫行为超过了刚好制止住不法侵害行为所必需的限度，但由于防卫人不可能冷静地判断如何实行不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因而综合主客观情况而认为防卫行为并未超过必要限度。根据刑法的规定，并非防卫行为一超过必要限度就成立防卫过当，只有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才是防卫过当。对于“明显”，不能认为只要能够清楚明白、确定的看出防卫行为超过了必要限度且造成重大损害的，就成立防卫过当。如果立法者是在此意义上使用“明显”一词的话，那么该词的使用就是不必要的；立法者之所以使用该词，是因为考虑到在正当防卫案件中，在防卫人遭受不法侵害时，往往处于被动的境地，对防卫的限度要求过严，容易给防卫人造成不当的束缚，不能使其有效地实行正当防卫，而且这样也会挫伤公民实行正当防卫的积极性。因此，本文认为，该词的使用意在放宽对防卫限度的要求，即所谓“明显”，不仅意味着能够清楚明白、确定的看出防卫行为超过了必要限度，而且超过的程度不属于轻微。当然究竟超过多大程度才属于明显超过，最终需要法官综合具体案件的全部情况，立足于社会的通常观念进行合理的判定。但是，不宜将“明显”解释为“非常显著”，因为这容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刑法规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条件的虚置。至于“重大损害”，一般认为是指造成不法侵害人的重伤、死亡，还包括财产的重大损失。总之，本文认为，只有正当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才成立防卫过当；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就不可能造成过当所要求的重大损害，而不能成立防卫过当；虽然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同样不能成立防卫过当。

四：防卫过当罪过形式的认定

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是我国刑法理论界争议相当激烈的一个问题，，之所以要追究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本文认为是因为防卫人对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一结果存在罪过。那么，解决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就在于探明防卫人对这一结果的认识和意志状况。从实践上看，防卫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的精神状态是不同的，有的比较慌张、惊恐，有的比较从容、镇定。在防卫人处于慌张、惊恐的状态下，行为人一般不可能对防卫行为是否过当产生认识，也不应该要求防卫人履行预见义务从而避免过当结果的出现，因此本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防卫行为造成了过当的结果，也应当认为行为人主观上缺乏罪过而不负任何刑事责任。在防卫人在处于从容、镇定的情况下，对自己的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则完全有可能认识，有时甚至认识得比较清楚。在有能力认识而没有认识的情况下，行为人可能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防卫行为可能或必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而仍然实施防卫行为，在逻辑上就有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于自信过失存在的余地。如果防卫人虽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过当，但由于某种条件的存在而轻信不会过当，就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如果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过当，但出于保护合法权益心切而对过当结果是否出现放任不顾，就属于间接故意；也有防卫人出于激愤等情绪，而故意使防卫行为造成过当的结果，这时当然其主观上属于直接故意。总之，本文认为，在防卫过当的情况下，防卫人对过当结果的心理态度包括两类：一是非罪过的的心理态度，强调这种情况，有利于避免司法实践中一出现防卫过当的结果就追究防卫人的刑事责任的不当做法。二是罪过的心理态度，具体包括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当然，以上仅是结合实践中防卫过当现象中防卫人对过当结果心理态度的理论归纳，要使这一结论合理合法，必须对其做理论上有说服力的论证。从理论界关于防卫过当罪过形式的讨论看，学者们对防卫过当中存在疏忽大意过失的形式没有分歧，而对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是否属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存在不同意见。因此，出于研究的方便，本文只对后三种罪过是否属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进行研讨。就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的主观内容来考察，一是为了防卫，对此，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防卫目的，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防卫动机；二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这一目的从实质上看，就是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制止其不法侵害行为。这样将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视为防卫行为的目的更为恰当。在此，防卫的目的或动机与制止不法侵害或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可以在同一个防卫行为中兼容。对此，学者们都是赞同的。而且此两者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也完全可以在同一个防卫行为中兼容。那么，能否将后者理解为是以防卫行为能够阻止住不法侵害行为但“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为最低点的一个包括“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在内的防卫人主观上的心理态度？本文认为，完全可以。因为这样无论如何都是有利于防卫目的或动机的实现的，两者仍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法律也并没有对防卫人在实行防卫时关于对不法侵害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主观认识限制在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限度内。只是规定，在客观上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要根据防卫人行为时对该客观情况的罪过的心理态度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不论认定防卫人的主观上对过当是故意还是过失，都是符合法律的精神的。这样理解对于将疏忽大意的过失包容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之中是没有问题的，但能否将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也一并包容呢？在理论上有学者认为，防卫过当虽然是犯罪行为，但行为从整体上讲仍具有防卫性质，防卫过当行为前提条件和目的的正当性决定了它既不可能由故意构成，也不可能由过于自信的过失构成；防卫过当的行为人是在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合法权益，才实施防卫行为的，为了追求或者因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而实施的行为，不可能是防卫行为。如果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可以由故意引起，那就意味着防卫人在实行正当防卫之初，就已经预见到自己的防卫行为会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并且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果然如此，那就否定了防卫过当具有正当防卫的前提；直接故意具有犯罪目的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因为犯罪目的与防卫过当目的的正当性是不能并存的。但以防卫目的的正当性来否认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存在于防卫过当之中理由并不妥当。因为，其一，即便防卫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防卫行为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甚至故意使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也不能否认其在遭遇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具有实行防卫的权利，不能否认其根据该权利实行防卫的正当性。其二，防卫目的的正当性并不排斥防卫人主观上制止不法侵害或者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的目的存在。其三，如果否认防卫人对过当结果的故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是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势必对防卫人按通常的故意犯罪或过失犯罪定罪判刑，那么不仅剥夺了其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而且对其处罚也是过于苛刻的。其四，在不少时候防卫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过当存在着不确定认识，如果一旦过当就按通常的故意犯罪或过失犯罪定罪判刑的话，客观上会挫伤广大公民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从而与设立正当防卫制度的精神相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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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陈兴良著：《正当防卫论》
13、 参见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 14、参见金凯：《试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