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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院人民法官现状及思考

许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观念的不断增强，人们对法治关注的重心已从立法转移到了司法，“司法公正”成为人们最关心、关注的问题。“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质量比操作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高法院提出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改革决策，期望以此建设一支具有较高职业水平的专业化的法官队伍。客观地说，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改革调，是对司法主体之于法治重要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司法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必然产物。
　　任何改革必须面对现实，也必须满足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必须满足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法官职业是否有足够的优势留住或吸引社会高素质人才。如果缺乏这一条伯，法官职业化建设必将丧失必要的基础。建设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的目标必然落空。然而，从总体上来讲，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过程中，法官职业并不现实地具有前述条件。近年来，大部分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法院招考本科法律毕业生因报名人数不够无法开考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最高法院招考高级法官也是应者无几，同时，基层法院还面临着经验丰富、资历深厚而年龄偏大的法官离休或退休，年青人员又很难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法官的现实问题。这种现象如任其发展，将严重的影响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步伐。
一、基层法院法官现状
　　我们的各级法院确实有一些高素质的法官，我们有些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吸收了一批普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或硕士、博士毕业生，他们有着坚实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和法学理论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中坚和骨干。但遗憾的是达到这样标准的法官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整体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优于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上级法院优于下级法院。
　　基层法院普遍存在干警学历层次偏低，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与审判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不相适应，具体体现在：一是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的现代司法理念的尚未真正确立；三是法律知识及司法技能的滞后，知识更新较慢，法学理论水平不高，不能透彻理解新颁布法律、司法解释的精神；素质较为单一，大多数只能从事某一类案件的审理；调研能力不足，难以应对审判工作的新发展。基层法院的法官选任也面临较大压力，贫困地区的基层法院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明显不足，有的基层法院虽招录了较为优秀的法律毕业生，但因硬件设施落后、工作环境不佳、福利待遇较低等原因而留不住这些难得的人才。如笔者所在地区的某基层法院2001年从政法院较选拔的三名优秀毕业生，到法院工作不久便有人脱颖而出，有的还在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中获奖。但由于物质条件过于清苦，三人中且人离开法院到该县县政府工作，一人已离开当地拟赴沿海地区从事律师行业，另一人也准备回原籍发展，基层法院留不住人才的现象实在令人堪忧。统一司法考试保证了法官准入标准的高起点，但从前两届司法考试的情况来看，基层法院通过率难如人意，东部发达地区的通过情况明显优于落后地区。另一方面，部分通过司法考试并有志于法院工作的你才又因进入渠道不畅通而不能及时补充到法官队伍中来。有人曾这样形容基层法院队伍的现状：该走的走不了，该来的来不了，来了的还要走。
　　那么除了一线法官外还有哪些人具有法官职务呢？目前在法院内部的档案、政工、后勤等部门存在一些“不办案的法官”，此外，集审判职业与行政职务于一身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由于职务所承担的行政管理、工作协调等行政事务相当繁重，办案数量极少。因此一线法官只占一个法院编制人数的一半左右，却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审判工作，难怪会不堪重负，法院还总感人手不足。
　　一方面是法院总数目庞大、待遇难以大幅提高的财政难量题，一方面是案件积压、办案法官不堪重负的现实困难，两者的矛盾已经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审判工作发展的瓶颈，影响了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繁重的工作和不相称的待遇造成的后果就是一线法官的大量流失。
　　有的因为职级待遇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到党政机半另寻出路。特别是2002年实行统一司法考试后，出现了一个怪圈，即通过公务员招考进法院工作的人，很难通过司法考试，不能命为法官；已通过考试的人又不愿意报考法院当法官，而宁愿当律师；已经在法院工作的人，则又被其他单位调走。法官流失现象不仅仅限于西部地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2005年政协分组讨论会上给出了一个惊人数字：近年来我国共流失法官1.6万人。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官待遇偏低，使业务人才流向其他领域。人才流失的后果就是法官群体的素质难以提高，审理案件的质量缺乏保证，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形成待遇低—人才流失—素质低的恶性循环。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法官大多数已经是大专以上学历了，你那么说，是不是夸大其词？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是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有的法院已经达到了80%或者90%以上。我们也习惯于用我们的法官通过参加了什么业余学习，获得了什么文凭，大专以上学历占法官总数的百分比来证明法官素质的提高。如果单从数字看，法官的素质还是说得过去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应当看到这些80%或9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法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其他大多数是参加工作以后在职参加业大、自考、函授、刊授等毕业的，当然其中也有一少部分人通过这种方式的自学掌握一些法律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学历教育的功利性。大部分人是为文凭而学习，而不是为知识而学习。审判实践中我们的一些法官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文凭，却弄不清复杂的法律关系，审起案子来是语无伦次，大白话充斥庭审，撰写的审理报告、判决书千篇一律，语言逻辑不清，让人看了不知所云。可见这种业余的学历教育对学员业务素质的提高是十分有限的，法官整体的业务素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飞跃，文凭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在下将法官分为“办案的法官”和“不办案的法官”。这种分类方法很明晰嘛，在下就是一名很想办案，但就是办不了案的“不办案法官”。“办案的法官”又分为行使不同类型审判权的法官，也就是所在审判庭的不同。几年前，法院当中是存在所谓热点部门的，如有一段时间经济庭是很热的部门，之后是刑事庭很吸引人，而执行庭（局）一直是很多人向往的部门。法官们争先恐后的要到热点部门工作，院领导很为难，于是曾经出台过热点部门的法官三年就要轮换的规定，主管领导也要随之轮换，说白了“便宜也不能总让一个人占呀”。“不办案法官”主要是综合部门、行政部门以及人事部门等，这类法官美其名曰是领导们要培养的对象，但事实上能够晋升的只是极少数，余下的多为年龄大而混日子的人。以上的分类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法官队伍内部，人为地造成了一种不平等，存在着对审判权可以获得各种利益的不正当追求。最终损害的还是当事人的利益。
基层法院人才流失的原因分析
宏观原因：
　　1、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为人才流动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市场经济体制，实质是社会资源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和无形的智力资源最大效益化配置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最基本方式便是竞争。它通过竞争使各种社会资源向效益优势的领域流动和汇聚，以充分激活和发挥社会资源的潜能，从而达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最初在经济领域形成了有形物质资源的竞争，促进了物了加速流动。随着竞争的加剧，人的主体地位逐渐受到尊重，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的认识得到普遍认可，人才流动不再被视为离经叛道，自主择业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过去些阻碍人才流动的樊篱逐步被撤除，住宅商品化、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化等一直拴着人才流动的锁链逐步被解除，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能力基本消失，而户籍制度改革又打破了阻碍人才流动的最后一道坚冰，人才流动日益简便，促进人才流动的社会条件基本成熟。
　　2、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形成了人才流动的内在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污染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日益呈现多元化，最大程度实现自我价值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每个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都会形成一定的预期，并将自己的预期与实际所得到的进行比较的权衡。当其预期与其实际所得差异很大时，他就会考虑更换职业、岗位或以其他方式去实现其心中的预期，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他的预期并不合理、不切实际，但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外界很难去改变。同时，人才流动本身也是人才增值的一种方式，通过流动，确实可以促进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一旦存在外在诱因，人才流动成为必然，因为个人的内在动困是他人无法控制的。
　　3、地区、职业和单位的差异构成了人才流动的强力磁场。首先，在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历史基础、政策倾斜、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困素的影响，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在财政、收入分配机制上，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经济发展状况又直接决定财政收入状况，崦财政收入状况往往又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种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的循环中，造成了各地区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其次，由于种职业和单位的性质不同和单位的工作人员取得报酬、个人发展的空间也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前景看好的和单位在人才竞争中具有压倒性优势，成为吸引人才流动的“低洼区”。
微观原因：
　　1、法官职业收入较低。我国法官法对法官工资保险福利作了专门规定，但这种规定过于原则，实际上成为无法兑现的“水中月”。从整体上看，法官与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基本处在同一水平。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工资构成中的基本工资、津贴、福利则相差悬殊。即使在同一地区，法官的收入远远低于工商、税务、国地资源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收入，更难以与电力、电信、通讯、供水、金融等企业工作人员相比。与类似职业相比较，作为同属政法部门的政法委、公安机关，其警衔津贴大大高于法官津贴，并有财政保障，而法官津贴虽然标准低于警衔津贴，人员数量少于警察，但该项经费必须由法官自己想办法解决。客观地说，国家对法官素质的要求高于其他职业，而在收入方面却低于其他职业，而在收入方面却低于其他职业，两者的反差极易造成法官心理的不平衡。在该市大多数基层法官，法官的月收入基本在1000元上下，个别县法官还达不到这一标准。经济的窘迫，促使一部分法官通过改变职业或岗位的方式来发送自己的经济养廉史。有一名法官，父母兄弟都在农村，微簿的收入除料理自己家庭外，还需不时接济农村的父母兄弟。当谈到转换职业的初衷时，他不免有些激动：“我就是奔钱才走的。我那几百无的工次，比不上一个小学未毕业的农民工。父母省衣缩食供我读大学，在我该回报父母的时候，我却常常为钱焦头烂额。当法官太寒碜了！”
　　2、法官政治待遇低。目前法院工作人员的级别仍然套用党政诉模式，法官等级虽然存在，但既未体现为经济待遇也未表现为政治待遇。相对于党政部门来说，因与政治待遇给予的机关或决定人距离太远，法院工作人员在职务上提升的机会太少，在政治方面发展的空间过于狭窄，在获取同等政治待遇上的能力处于天然的劣势。基层法院的一名法官，要解决副科级待遇，不仅要在工作上有突出的业绩，更重要的取决于天时人各，可谓“功夫在诗外”。而在党委、人大、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获取相应待遇的机会极多，一般只要担任内设机构正副职，即可解决副科乃至正科待遇。即使同为政治部门，公安机关派出所所长在多年前一经任命就可解决副科级待遇，而法庭州长解决副科级待遇才刚提上日程。一些无法调往外地、又不愿冒辞职风险的30岁左右的法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往往乐于转往党政部门，以期取得相应的政治待遇。
　　3、法官缺乏身份保障。我国法官法第八条规定，法官“非因法官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尽管有关规定十分明确，但地方党政部门并不买账，违反法官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对法官免职、降职处分的情形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一是将法院作为一般行政服务部门，将法官视为一般公务员，列入当地行风评议、末位淘汰等范围，一理有投诉，不尊重司法职业的规律和司法行为的特点，随意降、免、调法官。二是一些拥有监督权的机关，偏听偏信捕风捉影之类的指挥，轻率启动对法官的调查程序，大有不查倒法官誓不罢休之势，可最终结果证实，法官的行为并不违法，也无不当。三是机构改革中，地方人事部门无视法官法的规定，在法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以执行精简人员政策为名，违背法官意愿，强行免除法官职务。这种集体性、政策性违反法官法的现象，竟然没有受到任何质疑，说明 了法官法在执行中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也印证了法院在现实政治框架中的较低地位，更表明了法官身体缺乏应有的保障。
　　4、法官承担过重的职责。“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说明了法官只对法律负责。然而，现实要求法官行使职权必须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否则，即使适用法律正确，也难逃其咎。由于社会效果的内容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往往成为外界干扰法官办案的正当理由，甚至成为某些人实现私利的合理根据。在此情形下，法官面对案件，除了考虑法律的规定外，还必须考虑双方当事人的接受程度乃至一些案件之外的背景因素。甚至在某些案件中，法律是否得到准确运用倒在其次，法官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作出裁判结果，这一点，上方面限制了优秀法律人才的个性发挥，使之难以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也在整体上降低了法官职业在专业知识上的挑战性，法官的人才在现实的磨砺中逐渐平庸化。一位在职法官指出：目前的司法环境状况，无形中给法官增大 了工作压力，而这种压力是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去化解的。也许不断积累的压力，是法院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5、法院内部管理过于行政化。首先，我国长期以来将法官作为公务员、国家干部看待，在政治待遇、工作待遇上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模式，评价一名法官事业成功与否，主要以其职务和职级的升迁为标准，使得法官的价值取向于政治化。在法院难以得到升迁的情况下，转而谋求调往其他一些较易升迁部门的大有人在。其次，法官独立的观念未得到认可，法官在实际办宁中难以体现应有的独立性。在职权行使上，法官不仅受到外部干扰，而且在内部请求审批过多。对一些疑难或影响较大的案件，层层审批成为必经程序，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几乎没有独立决定的权力。这样，法官只是一个案件承办人，无法作出真正体现自己意志的判决，也就无从体会到通过自主审判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心满足感和成就感。
6、法官职业入门条件提高。2001年修订的法官法，将担任法官的学历条件从大专提高到大学本科。在具体实务操作中，法院系统还加强了对调入人员的管理力度，除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中确定的“凡进必考”原则外，还出台了《关于加强任命法官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法官任职的审核程序进一步细化和严格。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一大批不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其他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复员转业军人被挡在法官职业外，形成了调入人数与流出人数“入不敷出”的表征；另一方面，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人员，其优良的素质与其挑逃职业提供了资本，法院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法院对他们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这是高素质人才进入法院少的深层原因。
对策：
　　人才流动是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然现象。人才的合理流动，既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基层法院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人才流动的状况，已超出了人才合理流动的范围，并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法院工作的发展，亟需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然而，解决基层法院人才流失的问题，必须密切结合中国实际，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尊重人才流分理处的合理诉求，体现司法职业特性，符合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目标。否则，人才流失的问题得不到根据解决，反而会衍生更多矛盾。
　　大力推进司法体制和改革，凸显法院职业社会地位。
　　一是切实提高法官职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司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理解、尊重和维护法官职业的地位和权威，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对这一点只有在全社会（包括领导决策机关）形成共识，才能正确定位改革目标，顺利推进改革进程。
　　二是强化职业保障。要切实完善制度，建立独立的专业性的法官考评管理委员会，明确限定调查、追究、罢免法官的法定事由，科学设置监督法官的程序，确立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不因实现原因所致裁判错误而使法官受罚，实现对法官考核、任免、调查、追究、处分等事项的专业化、程序化、法治化，依法保障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免除法官行使职权的后顾之忧。
　　三是合理提高法官薪酬。收入是一个人劳动价值的具体表现，没有合理的工资收入，要求法官始终如一地正确行使生杀予夺、万金归属的职责，那完全是违背人的基本需求的道义苛求。这种苛求，要么使法官走向腐败，要么使法官挂靴而去，更可能使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成为一句空话。在精简法官数量的基础上，合理提高法官经济待遇，确保法官享有与其身份、地位相符的尊荣，是留住人才、凝聚人才、吸引人才的基本措施。
　　四是淡化审判管理的行政色彩。在提高法官素质 同时，要深化审判组织改革，逐步扩大法官的审判权限，全面落实合议庭的独任审判员的职权；转变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职能，将工作重心从审批、讨论具体案件移向宏观指导和审判管理；遵循审判规律，改进监督管理方式，既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又切实防止司法恣意和司法腐败。
强化激励机制，建立良好的用人环境。
　　一是完善考核制度，实现考核的科学化和客观化。要根据法院工作的特点，按照审判工作的规律，结合法院工作任务和人员实际，科学确定考核指标和考核标准。实行日常考核与年考核相结合，吸收法官代表参与考核，定期公布考核结果，并以考核结果作为使用人才的依据。
　　二是完善竞争机制，形成正确的用人取向。要坚持“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择优选拔、择优使用各类人才。要通过竞争感到一种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破除人才使用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的观念，使人才既看到希望，增强上进的动力，同时也感受到应有的压力，真正认识到靠水平、靠能力、靠业绩发展自我，在奋斗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对不胜任现职的人员，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对工作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法官，要大胆使用，委以重任，让他们在重点工作岗位上得到锻炼。
三是完善奖惩机制，真正体现人才的价值。在科学考核、合理使用的基础上，要根除平均主义思想，建立起完善的奖惩制度，实现奖勤罚懒，奖能罚庸，奖优罚劣，使人才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使人才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形成用人机制的良性循环。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一个积极进取的团体，一个通畅的交流渠道，是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应具备的基本因素。良好的工作氛围，在某种程度上比金钱更能留住和吸引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关键。当前，谈起政治思想工作，人们往往不能为然，认为政治思想工作是务虚，起不到实际作用。其实不然，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是以感情留人的重要方式，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一是建立通畅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渠道。政工部门要经常性地与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与谈心，及时了解他们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予以归纳，呈院领导或院党组决策时参考。在制订有关决策前，政工部门应以适宜的方式，征求法院工作人员的意见或建议，并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决策内容中，使他们真正成为法院的主体。
　　二是实行人关怀。政工部门要及时了解掌握全院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思想状况、生活条件和家庭困难，对他们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他们的缺点善意指出，对他们的困难尽力帮助，使他们形成强烈的集体感，感受集体的关怀与温暖。
　　三是加强法官文化建设。要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充分调动和发挥干部管理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党支部青工妇组织的职能作用，和资深法官、高学历人员的资源优势以及先进人物的典范作用，教育、引导法官树立和培养正确的职业理念、职业思维、职业信仰、职业操守和职业价值观，坚定法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信念与追求。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许蕊
艾尔肯 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 张榆 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制度 侵权责任 食品安全标准
内容提要: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法院作出赔偿数额的判决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一种赔偿制度，它体现了对受害人的抚慰功能、报应功能、遏制功能和对市场交易的鼓励功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责任构成要件、责任的内容、责任的适用范围等方面具有其特殊性；针对现行立法的缺憾，应当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以消费者购买食品的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借鉴美国法浮动限额制度解决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对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以及尽快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等方面，完善《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自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第１０章专门规定了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法律责任”，其中第９６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 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 倍的 赔 偿金。”这一规定确立的食品安全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保障我国消费者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该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则不够严谨，且过于简单，在具体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通过分析《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全面了解该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为切实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提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现代法治体制要求在维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食品安全法》在规定行政责任和民事赔偿的同时，引入了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又称报复性赔偿制度，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制度，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１]。传统产品的补偿责任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主要在于平衡和填补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失衡的利益关系，而后者主要目的是预防和遏制类似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受害人补偿和抚慰的功能。加害方的违法行为有可能会给受害方造成财产上的损失或者人身上的伤害，甚至会给受害方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对这些损害加以救济。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发挥的补偿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惩罚性赔偿制度对受害方精神上受到的损害补救更充分。加害方对受害方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是没有办法用金钱予以明确计算和确定的，因此，需要采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来弥补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缺陷，使受害者得到心理上的安慰，从而有利于化解纠纷和矛盾。二是追求损害完全赔偿原则的结果。一方面，在食品安全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者基于受到的人身伤害，可以要求违法者对其提供赔偿，但我国法律确立的人身伤害损害赔偿标准比较低，进行赔偿时人身伤害遭受的损失也难以得到证明，对受害者并不能提供实际上的完全赔偿。基于此，采取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更能充分地补偿受害者遭受的损害。另一方面，受害者为提起诉讼所要支付的各项开支繁多造成维权成本过高，例如差旅费、律师费等，过高的维权成本制约消费者积极维权，而这些开支可通过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得以补偿。
２．《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加害人报应的功能。近年来，如 “敌敌畏火腿事件”“苏丹红事件”，更有震惊全国和世界的“三鹿奶粉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是促使我国立法机关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加害人的惩罚功能包括两方面：一是基于同态复仇的原则，让加害人承担因侵权行为而需承担的后果。在侵权案件中，一般情况下加害方的行为都会给受害方造成物质上的损害。因此，由法院判决加害方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符合“因果报应”的基本观念，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的立法价值。二是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不法行为人适用更重的经济负担来制裁其不法行为。对违法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针对两点：其一是针对违法者行为上的不法性，其二是针对违法者道德上的应受谴责性。在食品安全领域，法律规定只针对实际损失进行赔偿，不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过低，是造成食品安全事件之所以频频发生的原因之一。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不法行为人苛以更重的经济负担，从而使其违法成本提高。不法行为人如果进行了不法行为，那么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更重的责任，以达到惩罚的目的。
３．《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不法行为人遏制的功能。由于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惩罚”的特性，决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又具有遏制的功能。法律是最严厉的制裁方式，对食品安全领域中的违法生产者及经营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加以规制，对其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从而有利于遏制不法分子继续从事违法经营行为。遏制功能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威慑功能。通过对违法分子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一方面会对正常经营的生产者及经营者起到教育、鼓励的作用，有利于增强他们知法、懂法、守法的思想和意识。另外，惩罚性赔偿制度也会对不法行为人产生威吓、遏制的作用，有利于预防和阻止他们继续实施非法经营行为。二是激励功能。由于加害人所作出的加害行为的责任加重、经济成本提高，而且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这种成本具有不确定性，就会使加害人因惧怕承担巨额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而不再实施违法行为。此外，惩罚性赔偿制度给受害人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收益（这种收益可能引起受害人追求超出损害赔偿范围之外的不当利益）。因此，客观上会激励受害人主张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引发受害人提起诉讼的诉求和积极性。
４．《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市场交易的鼓励功能。食品安全与每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息息相关，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不法行为具有不道德性、违法性、反社会性，其不法行为损害了受害人甚至整个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惩罚性赔偿制度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通过确立高倍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在对加害方给予惩罚、对受害方给予安慰的同时，也可以化解民间纠纷和矛盾，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和谐。《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保护食品领域市场交易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侵犯他人财产权的非自愿交易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营造自愿交易的市场环境。二是惩罚性赔偿能鼓励市场交易，使潜在的侵权人认识到正常交易行为的收益与侵权行为的成本相比，合法经营的收益更加合算，从而使潜在侵权人放弃侵权行为，激励合法交易。如果赔偿金太低，潜在的侵权人可能会实施损害行为，从而不利于市场交易的稳定与发展。笔者认为，我国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起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和恐慌，在《食品安全法》中引入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和保护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和理解这一制度。
１．《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根据《食品安全法》第９６条第２款的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因此，针对食品经营者，是否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通常要考量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行为的违法性。指行为违反了规定的义务或违反了法律的要求，即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生命健康和安全权，甚至侵害了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由于食品消费者和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食品经营者处于强势地位，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将会造成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极大损失；二是主观恶意性。《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了区别对待，对生产者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即生产者只要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销售者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即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进行销售的，才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２．《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在食品安全法律关系中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依据《食品安全法》第９６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人应承担的责任是：一是应当赔偿消费者的实际损失。生产者或者经营者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包括赔偿消费者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二是消费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有必要指出的是，以营利为目的专门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获得“十倍价款赔偿”的行为与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法律价值和立法精神不符合。因此，鼓励消费者监督食品安全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获得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规定，在责任承担上有可能遇到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竞合的情况，在法律责任发生竞合时，《食品安全法》确认了保证受害人利益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２]。
３．《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合同领域还是适用于侵权领域，抑或合同领域和侵权领域都适用，这涉及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性质的认定问题。根据《食品安全法》第９６条对食品安全民事责任作出的专门规定，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特殊侵权责任，理由有两点：一是《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是一种产品责任，产品责任适用于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４７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产品责任领域中的一般规定，《食品安全法》第９６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产品责任领域中的特殊规定。在食品安全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法律适用竞合时，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应当优先适用《食品安全法》第９６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二是如果在合同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要求食品生产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则缺乏请求权基础。在食品安全领域，生产者和经营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消费者对生产者不享有合同债权。即消费者如果要求生产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没有请求权基础，不能对生产者主张违约损害赔偿。因此，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向生产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时的请求权基础应当是侵权责任。
４．《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竞合问题。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多处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首先，从概念的关联关系上看，《合同法》第１１３条第２款的规定，似乎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归类于合同责任；其次，从立法的先后顺序上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于１９９３年，《合同法》制定于１９９９年，所以立法机关有意通过《合同法》来规定该制度的法律责任类型是合同责任。对此，一般认为，如果经营者提供有瑕疵的商品或服务使消费者遭受了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失，并因此产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时，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９条中惩罚性赔偿责任[３]。《食品安全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存在竞合：一是生产者、销售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未造成消费者固有利益的损害，消费者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９条的规定，要求对销售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二是生产者、销售者生产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仍存在欺诈行为的，如生产或销售的食品本身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存在假冒知名或名牌食品等比较典型的欺诈行为，对此，消费者是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９条的规定，要求对销售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４]。笔者认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食品安全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对惩罚性赔偿问题做出的相关规定，存异但又有竞合，这对从不同的层面依法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完善《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借鉴英美法系的规定，在民商事领域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依法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规范我国食品安全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从立法层面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１．《食品安全法》应当明确规定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食品安全法》第９６条第２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的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由此可见，《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十倍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建立在“价款”上的，而并不是建立在消费者实际遭受的或者实际需要填补的损失上的，所以，惩罚性赔偿数额确立的基数标准并不合理。一般来说，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食品消费支付的价款都比较少，即使适用 “十倍”的赔偿，对消费者也并不能起到实际上的抚慰作用，对违法经营者也起不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由国外法律的立法制度可知，基本上是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而我国法律却是以“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同样是数倍赔偿责任，但实际赔偿数额却相差甚远。以“价款”作为计算的依据，无法达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预期目的，以“价款”作为计算的固定标准，无法实现实际的补偿和实质的公平。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英美国家或者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惩罚性赔偿的标准基数，即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
２．《食品安全法》应当明确规定以消费者购买食品的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目前，我国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９条规定的，以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为基数；二是最高法院公布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１４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以面积误差比超过３％部分的房款作为基数；三是《食品安全法》第９６条规定的，以食品消费者支付的价款作为基数。但是，《食品安全法》以所“支付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在学理上产生了分歧，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例如在购买昂贵的奢侈食品时，普通消费者会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食品，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纠纷，消费者如果主张适用“十倍惩罚性赔偿制度”，到底是以已经先期支付的价款作为基数，还是以食品的总价格作为基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９条规定，以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作为基数，“购买价款”就是指商品的购买价格，这个标准就非常准确和合理。所以，《食品安全法》是食品安全领域中适用的特别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对消费者保护适用的一般法，只有以消费者购买食品的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和整个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３．《食品安全法》应当借鉴美国的浮动限额制度，解决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体现了对违法者的惩罚。依据《食品安全法》第９６条的规定，生产者和经营者都要承担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在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的计算方面存在问题。这种固定倍数的计算方法过于僵硬，一方面难以体现法官对个案的具体处理和具体分析时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难以体现权利和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时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在美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金额采取浮动限额制度时，法院一般会根据原告实际损失赔偿金的倍数、被告的不同类型、原告所受损失的类型或原告损害赔偿请求的类型、被告侵权行为的类型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和权衡之后所确定的惩罚性赔偿数额，才能与具体案件的实际保持一致，才能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体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价值[５]。笔者认为，在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的背景下，为切实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应有的功能，充分实现实质正义，应当借鉴美国的浮动限额制度，来解决我国《食品安全法》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问题。
４．《食品安全法》应当明确规定对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生产者主观构成要件的规定有失公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适用的归责原则过于苛刻。《食品安全法》第９６条的规定，对生产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即不论其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者过失的过错，只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６]。该法第９６条仅就销售者规定了“明知”的主观要件，并未对生产者作同一要求，这种区别对待无疑加重了生产者的负担。综观各国立法，在食品安全责任领域主要适用过错原则，如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一般认为，行为人如果实施的行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或严重疏忽，行为人才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即存在大陆法系所称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二是对生产者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有适用提前的嫌疑。由《食品安全法》第９６条规定的内容可知，食品生产者只要是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应当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加以规制。从立法者的初衷和目的上看，生产或者销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是在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后，消费者购买或者是使用了该不安全食品，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产生了现实的威胁，才有可能对食品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如果根本就未发生消费者消费不安全食品，也根本就未造成实质损害，则不存在适格的主体主张权利。因此，为避免司法实践中理解上的分歧和冲突，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对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 度 的 主 观 构 成 要 件 应 为 存 在 故 意 或 重 大过失。
５．《食品安全法》应当尽快增订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以保障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食品安全标准是指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影响食品安全的各种要素以及各个环节所规定的统一技术要求。《食品安全法》第９６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实施的效果，取决于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完善与否。食品安全标准存在三个认定标准：一是国家标准，二是地方标准，三是企业标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３章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得知：食品安全标准是通过国家统一制定，并且强制执行和实施的。法律同时也规定，如果未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如果未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制定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自行制定食品安全标准。除非企业制定了更高的食品安全标准外，就有可能制定出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食品安全标准，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食品安全法》应尽快增订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明确规定食品安全标准的认定条件和程序，以保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全面贯彻和实施。
总之，《食品安全法》规定侵权法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必要的[７]。我国是一个食品生产和消费的大国，在正确理解和运用食品安全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础上，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这对依法有效保护食品交易中的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１]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４）：１１２－１１３．
[２]张敬礼．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讲座[Ｍ]．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９：４２６－４２９．
[３]关淑芳．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Ｍ]．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８３－１８４．
[４]王吉林．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之解读[Ｊ]．天津法学，２０１０（１）：４７．
[５]金福海．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３５－２３８．
[６]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４９－２４０．
[７]杨立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成功与不足及完善措施[Ｊ]．清华法学，２０１０（３）：１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