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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全文)


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2005年7月１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２１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２１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以下简称“双方”），

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６０周年和联合国成立６０周年之际，

本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所负的历史责任，

恪守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阐述的建立多极世界和国际新秩序的主张，

确认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６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重申的双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声明如下：

一、当今世界正经历历史性的变革。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将是复杂而漫长的。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作为当前人类发展阶段的重要趋势，其发展进程存在不平衡和矛盾的现象。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大加强。

２１世纪人类面临的中心任务是维护全人类和平、稳定和安全，在平等、维护主权、互相尊重、互利和确保子孙后代发展前景条件下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人类拥有共同实现上述目标的机遇，也面临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贫富差距、环境恶化、传染病、有组织跨国犯罪、贩毒等诸多全球性挑战。

二、只有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为基础，在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下，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世界各国应严格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

应充分保障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平等发展的权利。必须和平解决分歧与争端，不采取单边行动，不采取强迫政策，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主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以多边集体为基础通过对话和协商决定。国际社会应彻底摒弃对抗和结盟的思维，不寻求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和主导权，不将国家划分为领导型和从属型。

三、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联合国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制定和执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核心。

联合国维和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必须严格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开展联合国与区域、次区域组织的合作。联合国在研究全球经济和发展问题上应发挥更大作用。

联合国改革的目的，应是加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提高效率，增强应对新挑战与威胁的潜力。推进改革应以协商一致原则为基础，充分体现广大成员国的共同利益。

四、全球化进程的积极意义是，借助空前活跃的经贸关系和极为广泛的信息开放，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很不平衡，发达国家和地区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拉大。为使全球化进程健康发展，应加强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协调与互利合作，消除经济关系中的一切歧视，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扩大和深化经贸、科技交流促进共同繁荣。

国际社会应制定全面和广为接受的经贸体制，其途径是平等谈判、摒弃以施压和制裁迫使单方面经济让步的做法、发挥全球和地区多边组织机制的作用等。

五、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社会应高度关注消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的问题。解决该问题的途径首先是保障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均能平等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信息、文化及其他机遇，加强南北、南南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有关国家应履行其在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框架内所承担的相应义务。

六、人权具有普遍性。各国应尊重《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根据本国国情和传统促进保障和维护人权，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国际人权保护应建立在坚定维护各国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之上。

七、必须尊重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及其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任何旨在分裂主权国家和煽动民族仇恨的行为都是不能接受的。不能无视主权国家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不能从外部强加社会政治制度模式。

八、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应成为相互充实而不是相互冲突的基础。当今世界的主流要求不是搞“文明冲突”，而是必须开展全球合作。应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各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应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应在相互尊重和包容中开展文明对话与经验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求共同进步。应加强人文交流以建立国家间友好信任的关系。

九、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架构。此架构应以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政治基础，以互利合作和共同繁荣为经济基础，并应建立在尊重各国平等安全权利的基础上。平等对话、协商和谈判应成为解决矛盾和维护和平的手段。

双方支持维护和巩固全球战略稳定以及军控、裁军与防扩散法律体系和多边进程。双方主张尽快促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努力推动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军控、防扩散条约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双方呼吁和平利用外空，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为此应制定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件。

双方认为，面对新威胁和新挑战，必须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以及相关材料的扩散。双方决心为此在相关国际组织和论坛框架内紧密合作，同时与其他国家扩大协作。应在国际法框架内，通过政治、外交和国际合作解决扩散问题。

双方将促进落实以《联合国宪章》和其他相关国际法准则为基础，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应对新威胁和挑战的全球系统的倡议。应在新的安全架构内，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探索切断恐怖主义资金来源和社会根基的途径，根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即暴力、种族、民族和宗教仇恨等思潮。在此问题上不应采用双重标准。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应坚决谴责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对人权的粗暴侵犯。必须防止恐怖主义组织获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十、区域一体化是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特征。双方指出，建立在地区开放、平等合作和不针对其他国家基础上的多边区域组织在国际新秩序形成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经济领域，地区倡议应促进贸易共同体更加开放和富有成效。在地区安全领域，建立兼顾各参与方利益的、开放的、不针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机制具有根本性意义。双方支持各地区一体化组织建立横向联系，营造互信、合作氛围。

十一、中俄新型国家关系正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重大贡献。中俄关系的实践印证了本声明所述原则的生命力，同时表明，在此基础上可以有效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解决各种问题。

两国决心与其他有关国家共同不懈努力，建设发展与和谐的世界，成为安全的世界体系中重要的建设性力量。

十二、建立合理和公正的２１世纪国际秩序是一个不断寻求各方都可接受的立场和决定的过程。只有在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赞同其宗旨和准则的情况下，国际新秩序才真正具有普遍性。

双方呼吁世界各国就建立２１世纪国际秩序问题开展广泛对话。世界的未来、人类进步及应对挑战与威胁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对话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主 席 总 统

胡锦涛 弗拉基米尔·普京



二００五年七月一日于莫斯科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予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刑事和解”是中国式的用语，在西方则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刑事和解制度的目的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从而也实现公共利益、被刑事追究者利益与被害人利益这三者之间的平衡保护。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刑事和解制度具有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两种，公正与效率的兼顾与平衡构成了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基础。
刑事和解制度的公正价值
　　公正意味着平衡、平等、不偏向。刑事和解的公正价值在于其对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的全面保护。刑事和解不仅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也体现了对加害人合理利益及公共利益的保护。刑事和解制度，大大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其不仅能够参与刑事冲突的解决而且能够在解决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平等协商、加害人积极履行等都保证了被害人损失的及时修复，兼顾了被害人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淡化了被害人的报应情感，有助于当事人之间正常社会关系的平复。刑事和解不但可以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而且还能够弥补精神上的损害，有助于被害人之再社会化。对于加害人而言，刑事和解也有助于对其合理利益的保护及再社会化。刑事和解制度不仅在合理的限度内对被害人的伤害或损失有益，同时对加害人的改正、改过自新和矫正都有帮助。实施刑事和解制度，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就犯罪影响进行的讨论，使加害人能够深刻体会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促使其真诚的悔罪、认错；因为和解协议的达成及履行而不再启动或终止对加害人的刑事追诉，加害人进一步避免了审判及刑罚执行对其的“标签”式影响，从而使得加害人可以更快地实现再社会化。此外，刑事和解所体现的个别预防作用减少了公共利益被再度侵犯的可能，从而间接地实现了社会防卫。再次要特别加以注明的是：刑事和解制度以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为核心理念，同时兼顾了加害人及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这种保护并不是完全等量的保护。但是，由于刑事和解旨在弥补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对被害人利益的关照不足，所以，它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
刑事和解制度的效率价值
　　刑事和解的效率价值意味着以较小的司法资源耗费，获得较理想的实体性目标的实现。刑事和解所需时间一般较短，被害人与加害人都不需要特别的物质或精力上的特殊准备，参与和解的执法人员通常将和解过程操作得简便易行，使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合乎双方利益、且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和解结果。对于和解结果的确认，又避免了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环节的进一步的司法资源支出。无论从设施、人员，还是时间、精力等方面，刑事和解都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不仅如此，刑事和解还具有提高再犯预防的效率、减少不良行为的积极效果等作用。刑事和解对加害人而言是一个透明、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相对于封闭、冷峻的刑事治罪程序，更能够赢得加害人的认同与好感，削弱其反社会意识。在具体的和解过程中，通过与被害人面对面的情感互动，加害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换位思考，产生对被害人、社会的良性负罪心理。刑事和解因此提高了再犯预防的效率。
　　当然，刑事和解的价值蕴涵并不仅仅在此，它反映并体现了新的刑事观念，如刑事诉讼的经济性，刑法的开放性、谦抑性、行刑的社会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