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税发[2004]1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总体要求，为贯彻“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征管模式，完善征管体制，夯实征管基础，强化税源管理、优化纳税服务，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现就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提出以下意见，请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一、加强税款征收管理
（一）加强对纳税申报的审核
办税服务厅窗口工作人员在受理纳税申报时，要按照“一窗式”管理规程的要求，对各类纳税申报资料的完整性和基本数据逻辑进行必要的审核。在审核增值税申报资料时，要认真比对防伪税控磁卡记录销售额与申报的专用发票销售额、防伪认证数与申报专用发票抵扣数，比对运输发票、废旧物资发票、海关代征凭证以及农副产品收购票抵扣清单（磁盘）汇总额与申报表对应抵扣额，其他发票填开额与申报销售额等。受理运输企业营业税申报，要比对申报的税额与发票清单（磁盘）汇总额。发现申报差错要及时处理，辅导纳税人纠正一般性错误，不断提高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税源管理部门要根据纳税人户籍资料以及各类相关指标，对纳税申报真实性做进一步审核评估，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措施，堵塞管理漏洞。
（二）严格欠税管理
税款征期过后，要及时将纳税人欠缴税款情况提交税源管理部门催缴，最大限度地减少新欠税款的形成。要加强延期申报管理，严格执行滞纳金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豁免滞纳金。对历史形成的欠税，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不得采取任何变通办法擅自减免欠缴税款。纳税人确有困难申请缓缴税款的，要严格执行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不得越权审批缓缴税款，不得擅自放宽期限。
各级税务机关要把清理欠税作为目标管理和质量考核的重要内容，定期检查欠税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制定和完善欠税公告制度，定期进行欠税公告。
（三）强化出口退税管理
落实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措施，切实做好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信息和海关出口电子信息审核出口退税工作，不断改进“免、抵、退”税管理，提高出口退税管理水平。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合理简化手续，加快出口退税审批进度，及时准确地进行免抵税调库。
二、强化税源管理
（一）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实施分类管理
税源管理工作主要由基层税务机关所属的税务分局、税务所以及内设的税源管理科（股）负责。要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根据行政区划和税源规模与分布，对所辖税源实施分类管理。分类管理的方法和标准可由各地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实际情况以及税源管理的需要自行确定。一般可以按照纳税人所在区域，结合纳税人规模、性质和行业特点实行划片管理。
（二）建立健全税收管理员制度
税源管理工作必须落实到人，实行税收管理员责任制。税收管理员（简称专管员、片管员）是基层税务机关分片（业）管理税源的工作人员,隶属于税源管理部门。其主要工作职责包括：税收政策宣传送达、纳税咨询辅导；掌握所辖税源户籍变动情况；调查核实管户生产经营、财务核算情况；核实管户申报纳税情况；进行税款催报催缴；开展对所管企业的纳税评估及其税务约谈；提出一般性涉税违章行为纠正处理意见；协助进行发票管理等。
税收管理员原则上不直接从事税款征收、税务稽查和违章处罚工作。特殊情况，如交通不便的地区和集贸市场的零散税收，可制定相应管理制度，由税收管理员直接征收税款。
税源管理重要事项由部门集体研究。税收管理员下户执行各项税源管理事务时，要提出报告，按计划和规定程序进行，并接受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的监督。所获税源信息要记录归档，实行共享。税收管理员实行两年定期轮换制度。各级税务机关要制定税收管理员工作规范，加强对税收管理员的管理、监督和考核。
要选拔业务骨干充实税收管理员队伍，并加强对税收管理员的培训，注重提高税收管理员的财务会计水平和数据分析能力，通过能级管理等激励机制，鼓励其增长才干，积累经验，成为税源管理方面的专门人才。
（三）严格税务登记制度，加强户籍管理
户籍管理不但要严格税务登记管理制度，全面掌握所辖纳税人税务登记的各项登记事项，加强登记环节的管理，还要及时了解和掌握与户籍管理相关的各类动态情况。包括：纳税人生产经营及其财务核算情况；各税种的核定及其有关资格认定、各类征收方式核定、多元化申报和缴款方式的核准情况；各税种的申报纳税、税款滞纳及其补缴情况；税务检查及其处理、享受减免税政策及其执行情况；纳税人发票领购资格、品种、数量情况；纳税户关、停、并、转、歇业以及委托税务代理情况等。要及时归纳、整理和分析户籍管理的各类信息，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强化和细化管理。要健全户籍管理档案，并通过信息化实现纳税人户籍资料的“一户式”存储管理。
要充分发挥税收管理员在户籍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税收管理员要通过所掌握的户籍管理信息对管户进行实地核查，核实登记事项的真实性。要有计划地对辖区进行巡察，及时发现未办理税务登记户，防止漏征漏管。税源管理部门要对税收管理员巡查面、巡查次数等指标定期进行考核。
（四）加强税源分析
各级税务机关及其税源管理部门都要建立健全税源管理统计分析制度，定期采集和分析税源管理数据，建立税源管理数据指标体系和税源分析的数学模型，针对所辖税源变化趋势，按照地区、行业、企业、税种、时限等对所辖税源实施结构分析监控。
上级税务机关主要侧重税源总量和税负变化的宏观分析与监控。要把握税收与经济的对应规律，预测税收收入能力；分析宏观税负、行业税负及其变化规律，并作地区间比较；定期发布税负情况，提出税负预警指标。同时，为基层税务机关提供税源分析手段、方法和指标，指导基层税务机关制定税源管理制度和方案，开展税源分析，并据此指导纳税评估工作。
基层税务机关负责本辖区内的税源分析监控和税源管理业务的具体组织与实施，侧重对影响本地区行业税负的关键指标及其增减变化的分析监控，并制定税源分析的具体标准和方法；组织指导税源管理部门和税收管理员开展以纳税评估为主要内容的税源管理工作。
（五）加强税源动态监控
税源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纳税人的生产经营、财务核算、申报纳税、代扣代缴、综合经济指标、行业税负以及税务检查处理等各类动态情况的分析监控。及时对照上级税务机关发布同行业税负及其预警标准，比较各部门上报统计部门的指标，结合各级协税护税、部门配合等各类相关统计分析信息，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综合分析和税源的动态监控和精细管理。
税收管理员要定期到纳税人生产经营场所实地了解情况，掌握其产品、原料、库存、能耗、物耗等生产经营基本状况和销售、成本、价格、增加值利润等财务情况，及时取得动态监控数据，找出影响税负变化的主要因素。通过对纳税人当期涉税指标与历史指标的纵向比对、同行业纳税人涉税指标的横向比对、实物库存及流转情况与账面记录情况的账实比对，分析税负变化趋势，实现动态监控。
（六）全面开展纳税评估
各级税务机关要根据税收法律法规、税源宏观数据、税负变化信息和纳税人户籍资料，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及行业指标的横向分析和历史指标的纵向分析，利用信息化数据集中和“一户式”信息管理的优势，对纳税人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定性和定量的判断，进行全面系统的纳税评估。
对纳税评估发现的一般性问题，如计算填写、政策理解等非主观性质差错，可由税务机关约谈纳税人。通过约谈进行必要的提示与辅导，引导纳税人自行纠正差错，在申报纳税期限内的，根据税法有关规定免予处罚；超过申报纳税期限的，加收滞纳金。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税务约谈室。
对纳税评估发现需要进一步核实的问题，可下户做调查核实。调查核实的过程和结果要进行记录，并纳入“一户式”纳税信息资料管理系统。
经纳税评估、约谈辅导和调查核实所确定的问题，包括催报催缴、补正申报、补缴税款、调整账目、限期改正、加收滞纳金等，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涉及处罚的，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涉嫌“偷逃骗抗”等税收违法行为需要立案的，要及时移交税务稽查部门查处。
要制定纳税评估工作规范，建立纳税评估指标体系，落实纳税评估工作职责，并将纳税评估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进行考核。
（七）大力推行税控装置，加强发票管理
要认真贯彻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推行税控装置的一系列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行税控收款机等税控装置。严格执行税控装置使用规定，督促检查使用税控装置的纳税人如实录入经营数据和开具税控发票；主管税务机关要利用税控装置记录数据计核应征税额，分析纳税状况，不断提高税款征收质量。要严把税控初始化关，按照总局有关规定对用户使用的税控收款机进行税控初始化。要严把申报审核关，按照“一窗式”管理的原理，加强对使用税控收款机的纳税人申报资料的审核。受理纳税申报岗位不仅要对纳税申报表及相关资料进行逻辑审核，而且要对纳税申报表填报的经营收入数据与纳税人用户卡记录的开票金额进行比对。纳税申报的经营收入大于或者等于用户卡记录的开票金额，方可开票征税和清零解锁；纳税申报的经营收入小于用户卡记录的开票金额，要即时要求纳税人纠错补正，不能即时补正的，要求纳税人说明原因，同时移送税源管理部门约谈、核查。要严把发票发售“验旧售新”关，在税控收款机清零解锁后，才允许其重新启用税控收款机开票，并发售新的空白发票。对不按规定使用税控装置、不据实申报纳税的，要依法予以处罚并核定其应纳税额。
要加强发票管理，运用“以票控税”管理手段，强化税源监管。要督促企业落实逐笔开具发票制度，强化发票“验旧购新”管理，落实发票限额限量供应措施。要坚持有奖发票制度，认真依法落实发票违章举报制度，充分发挥发票控管税源作用。
三、加大税务稽查力度
（一）充分发挥税务稽查的重要作用
加大稽查工作力度，严厉查处涉税违法案件，震慑和惩处涉税犯罪。重点查处伪造、倒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利用作假账、多套帐或账外经营手段偷逃税款，伪造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运输发票、废旧物资普通发票和农产品收购发票等骗抵税款以及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案件。对跨地区的大案要案，上级机关要直接指挥和组织协调，有关地区要积极协助主办部门调查取证。国税、地税局之间要及时沟通情况，尽可能联合办案。要切实做好税收专项检查统一组织工作，深入开展各项专项检查。
（二）建立健全稽查执法办案责任制
要建立健全首查责任制，增强责任意识，提高检查、办案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办案速度。要全面推行案件复查制度，对检查案件要确定一定比例定期进行复查。要坚持重大案件集体审理制度，要规范和加强对重大案件的审理工作。对税收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案件，税务机关除依法进行行政处理（处罚）外，要严格执行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对徇私舞弊不依法移送的，必须依法追究责任。对收缴的税款、滞纳金、罚款等涉税款项，要严格按照规定缴入国库，违者要严肃处理。
（三）加强案例分析，查找管理漏洞
加强税务稽查的案例分析，及时掌握涉税案件的发生、分布特点，作案手段和发展动向，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防范、打击涉税违法活动。对查处的案件，要进行认真剖析，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税收征管的薄弱环节，制定并采取整改措施，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充分发挥税务稽查对税款征收和税源管理的监督与促进作用。
（四）明确划分日常税务检查与税务稽查的职责
日常税务检查与税务稽查的职责范围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基础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国税发〔2003〕124号）规定的三条原则划分。各级税务机关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从税务检查的对象、范围、性质、时间等方面划清日常税务检查与税务稽查的业务边界。
为保持税务稽查选案、检查、审理和执行各环节的完整性，税务稽查案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确定：举报案件；日常管理过程中发现有偷、逃、骗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嫌疑、需要移送稽查的案件；上级交办的案件；稽查局按规定采取计算机选取或人工随机抽样等办法选取并与税源管理部门协调后确定的案件；外单位（包括国际情报交换）转办的案件等。
为保证税务稽查人员集中精力查处案件，以及征收、管理部门及时了解发票交叉稽核情况和有利于管理，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输发票、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废旧物资普通发票和农产品收购发票以及税务机关为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经稽核系统筛选出的异常票，由协查系统转征收、管理部门进行审核，区分不同情况处理。属于采集、填写、打印、传输等一般技术性错误，无需立案查处的，由征收、管理部门进行处理；确有偷逃骗税以及虚开等嫌疑的，移送稽查部门查处。
（五）规范税务检查行为
税务人员进行税务检查，要严格执行税务检查程序，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出示税务检查通知书和税务检查证件。为避免多头重复检查，要严格控制检查次数和检查时间，制定统一的检查计划。各级税务机关要建立日常税务检查和税务稽查的协调机制，已经被税务稽查部门立案查处的，税源管理部门不再进行日常税务检查。
四、优化纳税服务
（一）规范面向纳税人的办税服务业务
凡属纳税人需要到税务机关办理的各项办税业务，统一归并到办税服务厅办理，由办税服务厅实行“一站式”服务。按照当地政府要求，需要统一到政府政务大厅（中心）办理的税务登记事项，可根据需要先行在政府办证场所办理。对纳税人提交的各项事务，属于同类性质的要尽可能在一个窗口办结；不能即时办结的，要由办税服务厅统一受理和转办，并向纳税人承诺办结时限，以方便纳税人，体现优化服务。
根据征期与非征期工作量的不同，统筹安排办税服务厅各类窗口的办税业务。要按照“一户式”管理要求，及时综合、加工、分析、整理和维护即时采集的各类管理服务信息。要经常听取纳税人对办税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改进工作、提高效率。
（二）合理设置办税服务窗口
要将“一窗式”管理理念应用于各类办税事务。按照征管业务流程和管理效率的要求，办税服务厅一般可设立申报纳税、发票管理、综合服务三类窗口，规模较小、纳税人较少的也可简并为一或两类窗口。办税窗口设置的类型和数量，各地税务机关可按照上述原则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要建立办税服务厅各窗口之间业务联系和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应用信息技术和纳税人纳税资料“一户式”存储方式，形成窗口之间业务联系和监控关系，各个窗口采集的数据信息要实现通用共享。
（三）加强办税服务厅与各有关管理部门工作衔接
要建立办税服务厅（以下简称前台）与其他有关业务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后台）的业务联系制度，明确各类办理事项的时限和流程，确定前后台间各个环节的分工和责任，建立健全岗责考核体系。前台要将征收信息及时提供后台管理部门使用，后台管理部门负责及时维护纳税人基本信息并为前台提供支持。前后台之间数据要实现即时共享。要积极创造条件，探索通过征管信息系统对业务运转过程实施动态监控和自动考核。
（四）优化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
要在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纳税人自行上门申报、缴纳税款方式的基础上，积极推行邮寄申报、数据电文申报、现金缴款、支票缴款、银行代收、委托代扣等多元化申报缴款方式。推行多元化申报缴款方式要本着依法、自愿原则，以方便征纳双方、降低征纳成本为目的，确保税款申报解缴及时、足额入库。避免不切实际地追求形式，造成纳税人和基层税务机关额外负担。对实行定期定额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以实行简易申报、简并征期等申报纳税方式。
要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手段。继续积极推行多种服务方式，坚持首问责任制和文明办税“八公开”制度，加强与纳税人联系与沟通。加强和规范“12366”建设，同一地区的国税、地税局要统一建设和使用“12366”服务平台，共享网络资源，避免重复开发造成资源浪费。加强对咨询服务人员的考核与管理，提高服务质量。进一步加强税务网站建设，完善服务功能和内容。认真贯彻《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积极开展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工作，促进纳税人依法纳税和税务机关依法行政。国税、地税局要联合进行评定管理工作。尚未开展评定管理工作的地区，要加快工作步伐。
（五）加强税法宣传，引导纳税遵从
进一步拓宽税法宣传渠道，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外部媒体资源以及“12366”纳税服务热线、税务网站等内部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税法宣传。深入开展税收宣传月活动，发挥集中宣传优势，增强税法宣传的主动性和实效性。完善税收公告制度，加强税收政策和管理方式变化的宣传告知，使纳税人及时了解政策变化，熟悉办税程序，掌握管理要求，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
要区分不同对象，选准宣传着力点。既要广泛宣传诚信纳税典型，促进依法诚信纳税社会风气的形成；又要适时曝光案值高、影响大的涉税违法案件，以教育纳税人，震慑违法分子。
（六）清理简化审批程序，简并税务文书和报表
依据《行政许可法》，进一步全面清理各自权限之内的各类审批制度、程序和手续。对重复设置、手续繁琐、不规范、不科学的管理环节、审批手续和审批权限，进行必要的精简；属于上级机关权限范围内的，统一报上级机关处理。对于能够事后审核的项目，尽量改事前审批为事后审核，同时加强事后的检查和监督，以减少不必要的管理环节，提高效率，方便纳税人。
清理、规范和简并各类“表、证、单、书、票、卡”等文书资料。倡导试行综合申报表、通用税票和一卡多用等方式。
统一简化各种税务登记、核定、认定事项，丰富税务登记证副本的内容，减少不必要的年检、验证和换证。统一规范各税种核定、各类减免税。简化各类办税事项的单独申请、登记、核定和认定事项。
五、整合信息资源
（一）加强现有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应用
以实施纳税申报“一窗式”、纳税人资料“一户式”管理为突破口，按照一体化的思路，通过数据层面的整合和功能填平补齐的方式，实现总局综合征管应用系统、增值税管理应用系统、出口退税管理系统、稽查管理等系统以及各地自行开发并已在全省普遍应用的综合征管应用系统的各类信息资源互通互联共享，实现各个征管工作环节在信息化支撑条件下的相互衔接。
在整合各类信息资源的同时，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尽可能实现各个应用系统的桌面集成，形成界面统一、切换方便、实时调用、数据共享的操作系统，最大限度地方便纳税人、方便基层操作。要注意各类设备和网络有效的整合，使现有资源得以充分利用，避免浪费和重复投资。
整合工作中要充分发挥总局统一主体软件重要作用，在全国国税系统逐步推广应用总局综合征管软件整合版的基础上，实现基础征管数据与总局联网运行，相关征管信息国税、地税局共享。
（二）实行信息数据集中处理
要利用信息化手段，逐步实现各类征管数据的统一数字化存储、加工和管理，消除信息孤岛，发掘数据应用潜力，实行信息数据集中处理，提高数据应用质量和水平。
要按照信息共享的原则，管好用好税收征管数据信息。根据税收征管信息特点，细化信息分类，将各类分别采集、分散使用的征管数据信息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整合，以提高信息系统运行效率，实现信息共享。要区分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两种不同方式采集、处理各类征管数据。凡属常用、通用等通常不变的静态数据，如纳税人名称、地址、税务登记号码、适用税目税率等，要由一个部门统一采集、各部门通用；凡属经常发生变化的动态数据，如纳税人生产经营情况、财务指标、纳税申报、补交税款、滞纳金、罚款、发票用存情况等必须由各部门分别采集的，要实行分别采集、各部门通用。在统筹使用、整合各种技术基础设施和资源的基础上，尽可能提高数据处理的集中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集中到省一级统一处理，以有效利用各种设备和征管信息资源，避免重复投资和浪费。
（三）落实纳税人信息“一户式”管理措施
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纳税信息“一户式”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4〕529号）要求，把散存于税收征管各个环节的征管资料和各类静态、动态征管信息，按独立的纳税户（人）加以归集，依托信息技术实行“一户式”管理，使之能够反映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全貌，将“一户式”管理的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对于不能在申报环节取得的信息资料，如各税种管理所需的纳税人生产经营情况、财务报表等信息资料，要做出统一规定由纳税人一次性报送，禁止各专业部门随意向纳税人索要有关信息资料。对于纳税人报送的各类信息资料，要明确工作责任，由专人负责一次性录入，各部门信息共享。不能通过信息系统自动采集的，也要通过手工补录方式，统一归集到“一户式”管理信息系统中，以确保“一户式”管理信息的共享与应用。“一户式”归集存储的各类管理信息，要有专人负责维护更新。有条件的地方，要实现由计算机自动归集纳税人各类信息数据，以便查询、分析、监控，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六、加强协调配合
（一）加强税收征管各环节的联系与制约
要根据税款征收、税源管理和税务稽查责任分工，明确各环节衔接方法和配合内容，畅通各环节联系渠道和联系手段。通过信息手段，以现有综合征管软件为支撑，形成各个环节之间既相互衔接、密切配合又相互监督制约的协调、高效运行机制。
为加强相互之间的监督，充分发挥税务稽查对税款征收、税源管理等环节工作的重要促进作用，税务稽查部门可按照所属税务局的统一安排，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对纳税人依法纳税情况进行抽样检查，抽查的结果要向有关部门及时反馈。对抽查中发现的税政、征管等问题，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提请有关部门处理。
税款征收与税源管理部门要积极支持和配合稽查部门案件查处和牵头组织专项检查等各项工作，及时提供案源，如实提供有关信息资料，大力协助稽查部门办案。要严格执行涉税案件移送标准，该移送的必须及时移送。对有意瞒报或不移送案件的，要严肃查处。
（二）建立统一的征管办法发布实施制度
各级税务机关要建立统一的税收征管办法发布实施制度。凡要求基层税务机关和广大纳税人执行的征管规定，必须经征管部门统一审核同意后发布实施；涉及征管软件配套支持的，要事前通告信息管理部门，经信息管理部门统筹规划，提供配套软件后，同步发布实施。
（三）切实加强国税、地税部门的协作配合
要认真贯彻《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协作的意见》（国税发〔2004〕4号〕）精神，切实抓好国税、地税局协作配合工作。各级国税局、地税局的主要领导是双方协作配合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好这项工作。要落实例会制度、协调解决协作配合工作中的问题。要指定相关部门和相关责任人负责日常联系协调工作，建立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工作联系制度和信息共享制度。大力提倡在有条件地区实行统一税务登记、相互代征税款、共建共用办税服务厅、申报纳税同城通办等管理办法。
国税、地税局配合的核心在于信息的互通互联共享。要加快国税、地税征管信息系统互通互联，包括国税、地税共管户的税务登记信息、关联发票信息、核定认定信息、增值税抵扣信息、所得税管辖信息、附征税费基础信息、委托代征信息、征管违章信息、税务稽查信息、司法救济信息等等，都要列入双方共享的范畴，通过信息资源互联共享，形成税收征管合力，增强管理实效。
（四）进一步加强与各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各级税务机关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进一步加强与工商、公安、财政、商务、海关、银行、劳动、社保、城建、交通、外汇管理、技术监督等部门配合，大力推进社会综合治税、协税护税工作。要积极拓宽与工商、银行、海关、外汇管理等部门的数据交换与互联互通渠道，制定信息交换与数据共享制度，全面提高税源监控能力。要进一步发挥税务代理等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在规范税收征管执法、坚决杜绝让渡税收行政执法权行为、严格执行税务机关与税务代理机构脱钩规定和加强对税务代理机构的监管的同时，积极支持和引导税务代理机构健康发展，在税收征收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五）发挥行政执法监督和行政执法监察的监督制约作用
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和行政执法监察对征管工作各环节的监督制约。要加大税收执法检查力度，大力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控考核，规范税收征管行为。要全面建立问责制，加大执法过错和管理失职追究力度。要重点加强税收管理员执法和管理行为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积极开展执法监察，强化对税收征管执法行为的过程程序监察；加大查办违法违纪案件力度，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
国家税务总局
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关键词: 公共安全 范围 等级
内容提要: 在我国刑法中，与公共安全相关联的概念是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通过分析比较这三个基本概念，可以了解公共安全的基本含义，更加准确地界定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公共安全是指公众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其中，公众是指不特定的人或’者众多人；安全的范围限于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安全，不能增扩或者缩小；安全的等级与损害的大小和危险程度的高低成正比，安全等级也体现在损害与危险概念之中。
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历来是我国刑法立法所关注的一类严重犯罪，也是我国重点预防和惩治的严重刑事犯罪。然而，“公共安全”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分歧，而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各种具体犯罪的认定。鉴于此，本文专门就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具体内涵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公共安全的含义
在刑法分则的章、节名称中，与“公共安全”概念有着密切联系的是“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通过分析比较这三个基本概念，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公共安全的基本含义。
抽象地讲，无论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扰乱公共秩序罪，还是直接侵害公民个人利益的犯罪——杀人、伤害、抢劫、盗窃犯罪等等，本质上均是对于“公共利益”的侵害，均属于侵害公共利益的犯罪。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公共利益是广义的、抽象的、评价意义上的概念；刑法分则第二章“公共安全”、第六章第一节“公共秩序”中的“公共”概念，则是狭义的、具体的、现实的概念，既是具体犯罪之构成要件（要素），也是刑法分则第二章、第六章第一节刑法目的的关键概念。可见，公共利益存在着抽象与具体的区别，我们需要注意“公共”利益一词不同的使用语境。
换言之，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之中的“公共”概念，乃是相对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利益之主体是社会公众，因而“公共”概念可以置换为刑法分则章节之下条文中的更为具体的概念——“公众”，公共安全也就可以进一步地具体化为社会公众的安全利益。什么是公众？公众的具体内涵是指不特定的人或者众多人。或者说，不特定的人、众多的人可以归结为公众。
1．不特定。我国刑法理论一开始就注意到，公共安全之“公共”概念与“不特定”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只不过，1997年刑法之前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一般是将“不特定”作为多数人的修饰词，公共安全被概括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例如说，公共安全突出表现为不特定性。⑴但是，如何具体地解释“不特定”概念，始终存在着模糊不清的地方，人们习惯于用不是“特定”的方式界定“不特定”，这样的概括大致上能够涵括常见多发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却不是“不特定”概念的全部规范含义。
最典型的是刑法教科书常举的例子：甲欲杀害乙，向乙所在的人群中投掷炸弹，结果（或者可能）炸死炸伤许多人。抽象此类案件，可以说：“所谓不特定，是指犯罪行为可能侵犯的对象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事先无法确定，行为人对此既无法具体预料也难以实际控制，行为的危险或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可能随时扩大或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爆炸行为实际上炸死少数人，也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爆炸罪，因为不特定的少数“意味着随时有向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会使社会多数成员遭受危险和侵害。”⑵简单地讲，“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侵害的对象与可能造成的后果事先无法具体预料，也难以控制。”固但是，这样的概括对于另外一些（也许不太常见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来说，并非如此。行为可能侵害的对象与可能造成的后果事先并非无法具体预料，而是基本确定，无论行为人实际上是否加以控制，最终的危害结果都是相对确定的，而非难以控制。例如，偶有发生的在自家果园周围私设电网的案件，私设的电网一定不会同时电死、电伤众多的人，实际上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却威胁到不特定的人，而且，某一天果然电死、电伤了一两个人（偷苹果的小孩或者别的什么人），这种私拉电网的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反之，在自家屋内设置电网等危险装置而致他人死亡的，就与公共安全无关。
下面，我们再假设一个与私设电网案类似的案例作进一步的分析：
A与B有仇，为了报复B，在B每天必经之路上，埋设了一个土地雷。这条偏僻的道路上，行人稀少，A根据自己的多日观察，确信一定会炸死B，但是没有想到炸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C。
案例中，行为人将土地雷埋设在相对偏僻的公路上，这条道路上行人稀少，爆炸一般不会（实际上也没有）炸死、炸伤许多人，并没有“随时有向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但是，埋设地雷于公共区域、地域，行为指向公众当中某一人或者某几个人，具有不特定性，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以，A用爆炸的方法故意杀害B的行为，不仅仅属于一种故意杀人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同时还属于对公共安全有危险的爆炸行为，构成爆炸罪，属于想象竞合，司法实践中以爆炸罪论处。⑷让我们假设：A将B诱骗至荒郊野外，将B推入枯井，然后向井内投入手榴弹，B被炸死。那么，A的行为只是侵害了B的生命，行为的客观属性指向B的生命，而没有侵害也不可能威胁到公共安全，所以只构成故意杀人罪，不能构成爆炸罪。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说，所谓“不特定的人”，是指行为威胁到公众中不确定的一个或者几个人，因而具有社会危险性。至于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个别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危害结果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均不影响公共安全的认定。
“不特定”是独立于行为人主观意识与意志的客观判断，这一点是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的一致性意见。这一规则告诉我们，“不特定”需要自然地或者物理地观察与分析，排斥行为人的主观意识与意志。尽管实行行为客观上只能（或者实际上只是）威胁（或者损害）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生命、健康、财产，但是，只要我们将实行行为与“公众”概念联系起来考察和评价，实行行为指向来自于公众当中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人，行为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行为具有针对公众的社会危险性，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反之，与“公众”概念联系起来评价，侵害的行为对象具有确定性，而没有表现出与“公众”概念的密切联系，只是抽象地评价为前面提到的整体意义上的“公共利益”，那么，行为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只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或者侵犯财产的犯罪。
2．众多人。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是用“多数人”概念具体化“公共”概念，再用“不特定”修饰多数人。现在，将“不特定”与“多数人”并列作为“公共”的含义，“公共安全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安全”渐成理论的通说。但是，多数人、少数人、个别人的说法，并非十分贴切，不适合在解释“公共安全”的语境中使用。如前所述，少数人可能依然属于公众，甚至于行为指向个别人仍然具有社会危险性，公共领域埋设地雷爆炸案就是如此。有学者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交叉使用“多数人”与“公众”概念：“公共安全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公众）的生命、身体、财产安全。”⑸也有教科书开始尝试放弃“多数人”的提法，将公共安全定义为“多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⑹“众人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安全。”⑺在这里，本文用“众多人”取代“多数人”的提法，如此，形成了“公共一公众一众多”清晰区别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一般来说，以放火、爆炸等危险方法侵害众多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或者重大财产安全的，或者破坏特定对象但是威胁众多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或者重大财产安全的，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这时候，我们几乎不必要再考虑“特定”与“不特定”因素，侵害众多人的生命、身体健康、重大财产本身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但是，非以危险方法侵害众多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或者重大财产安全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甚至于相当的）公共性，但是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行为方法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不一致。例如，实务上时常能够见到的灭门惨案，犯罪人为了发泄仇恨一夜之间用斧头砍死一家几口，尽管死亡人数众多，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若是其中还包括这一家人的邻居、朋友则更是如此，但是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依然属于故意杀人罪。同样的道理，以放火等危险方法毁坏价值重大的公私财产，实行行为没有表现出针对公众的性质，例如，该财产属于某一个人（或者单位），不会殃及其他无辜者，不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只不过，类似的情形在实务中比较少见而已。现在，就让我们假设一例——焚烧荒漠别墅案：有人放火焚烧一栋独门独院孤立于荒漠上的“别墅”，尽管这栋有主的别墅时常没有人居住和看护但是依然价值不菲，放火焚烧这栋别墅的行为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属性，属于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行为。反过来，放火焚烧的对象是茅草屋，却有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例如，纵火家家户户都是茅草屋的小山村，尽管整个村庄的财产价值远远地小于荒漠上的那栋别墅，也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
可见，以放火、爆炸等危险方法侵害众多人生命、身体健康或者重大财产安全的，特定、不特定的因素不再影响行为之危害公共安全的属性。我们接着说灭门惨案，若是行为人以放火等危险方法实行，造成众多的人死亡、重伤，应当以放火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定性。之所以如此定性，不仅仅在于这类案件事实上往往威胁甚至于侵害到其他众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还在于行为人以放火的危险方式杀死众多人，即使众多的人属于一家人，也可以评价为对于公共安全的侵犯，放火行为不仅是一种故意杀人行为，还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继续讨论前面说到的焚烧荒漠别墅案，如果行为人放火的这一天，恰值主人举行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参加的家庭聚会，行为人意图烧死这些人从外面反锁大门纵火，放火行为就不仅仅是一种故意杀人行为，同时还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放火行为，应当以放火罪论处。即使案发当时，别墅中只有一家三口，仅仅烧死了一家三口，也应当认定构成放火罪，而不是仅仅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会有不少人直觉地认为不构成放火罪，只构成故意杀人罪。若是行为人以投毒的方式杀死这一家三口，这种直觉会更加强烈。“犯罪人意欲毒死仇家一家四口或更多人口，在其共同的饭菜中投毒，显然，应成立故意杀人罪而非投毒罪。”⑻笔者认为，每一个家庭成员均是独立的权利主体，放火、投毒行为所侵害的众多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法益，不仅是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同时具有社会性，只不过人数较少，是“少数人”而已，但是，依然应当属于公众，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小的公众社会。若不如此定性，会出现明显的不协调。假设夫妻二人驾驶的汽车被人破坏而出车祸，一家三口死于非命，难道不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吗？即使车里只有夫妻二人而没有小孩，本案依然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放火焚烧沙漠别墅烧死一家三口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汽车致使两口人死亡却可以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类似的案件作完全不同的认定，是不妥当的。若是行为人以放火（或者爆炸等）方式破坏汽车，问题会更为突出。
二、安全的范围
公共安全是指公众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公共安全的范围限于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刑法理论的这一传统解释，符合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具体犯罪的分析归纳。
相反的观点主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保护法益，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的安全以及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这一观点，一方面排除单纯财产安全，缩小了安全的范围；另一方面将“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包括在公共安全范围内，扩大了安全的范围。排除单纯财产安全的理由是：“其一，如果说只要行为侵害了价值重大的财产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一方面，盗窃银行、博物馆并取得重大财产的行为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另一方面，还会出现明显的不协调现象：刑法只处罚故意毁坏财物罪，而过失毁损价值重大的财产，反而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罪。这都难以令人理解。其二，倘若说只要侵害了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财产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都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也难以令人接受。事实上，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是以危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安全为前提的。”这一观点将公共安全之利益范围扩大至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的理由，相对简单，因为“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就是为了保护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所规定的犯罪，也包括对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的保护。”⑼也有观点同样地将公共安全范围加以扩大：所谓公共安全，是指故意或者过失实施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公共生产、工作和生活的安宁。⑽
笔者认为，公共安全的范围不宜缩小，也不宜扩大。我们先谈，公共安全不宜排除公众之重大财产安全。
首先，并非重大财产均属于公共安全的范围，重大财产必须是公众的财产，公共安全的范围限于公众的重大财产。如前所述，沙漠别墅纵火案和山村纵火案尽管均是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而且前者的财产价值远大于后者，但是，前者不属于公众的重大财产而不构成放火罪，后者财产价值比较而言远小于前者，但是行为侵害公众的重大财产，行为具有公共危险性，而是放火行为。
其次，是否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还取决于行为人的行为方式。银行、博物馆的财产不仅不属于公众重大财产，而且盗窃等行为方式并不属于刑法分则第二章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所以，将公众重大财产纳入公共安全的范围，并非意味着“只要是取得”重大财产的行为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而是以危险方式“危害”公众之重大财产的方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
再次，公共安全包括单纯的公众的重大财产，不会出现不协调现象。刑法只处罚故意毁坏财物罪，不处罚过失毁损价值重大的财产。但是，当财产属于公众重大财产，而且行为方式也属于放火、爆炸等公共危险方式时，故意“毁坏”行为与故意“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竞合，最终应当评价为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侵害财产罪；过失“毁损”价值重大之公众财产，应当评价为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从而让行为人对过失“毁损”他人财物的行为和结果负责，这是协调的，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最后，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法条使用的是“或者”一词，“重伤”与“死亡”之间用的是顿号，这表明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是“三选一”的关系。不能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是以危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安全为前提的。
下面，试举一例，通过分析该案例来论证公共安全的范围不宜扩大至“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
有一个年轻人，他想钱想疯了，或者是因为山村里有人得罪了他，或者其他任何奇奇怪怪的原因，他盗走了山村变电箱里的变电器或者是砸毁了变电器，这个小山村输电线路因此而中断，几十户村民不能用电灯照明，只能再拿出多年不用的煤油灯照明，人们很不习惯，更为严重的是，村民们看不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不知道国家大事。半个多月后，供电部门修好了变电器，山村的夜晚重见光明。但是，好景不长，此人再次实施了同样的行为，小山村继续陷于黑暗。如此三番，这个年轻人作案五次。最后一次作案时被村民当场抓获。
本案的问题是：这个年轻人的行为构成危害公共安全吗？
按照扩大公共安全范围的观点，这个年轻人的行为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当今社会，如果某种行为使得多数人不能观看电视、不能使用电话，就会使生活陷于混乱”虽然没有直接侵害和威胁人的生命、身体，但是扰乱了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⑾
无论是公共安全还是公共秩序，都是“公共”的，具有“公共”属性，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并构成了与国家安全和公民个人利益的区别。而公共安全的安全，构成了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的区别。如果不区分场合，安全与秩序两个概念的界限似乎是模糊的，而非泾渭分明。但是，在刑法分则中，安全与秩序的区别是实际存在的，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更是明显不同。公共安全是社会公众的生命、身体健康和重大财产的安全，公共秩序则表现为公众生活、工作的有序性。例如，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的行为构成了对公众心理安宁的侵害，因而扰乱公共秩序，但是不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出台以前，有地方法院以投毒罪追究投放虚假危险物质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就是混淆了安全与秩序的差别。⑿当然，公共秩序概念中，有时也会包含“安全”要素，但是公共秩序概念当中的“安全”并非是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的安全，而是这些重大利益之外的其他类型的安全，例如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等等。
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故意破坏电力设备，危害公共安全的，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上述案例当中，这个年轻人的行为，表面看似乎是一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属性的破坏电力设备的行为，因为变电器属于电力设备的范围，但是这种行为危害的是小山村生活秩序的安宁，实际上不会（不仅仅是没有）危害到公众的生命、身体健康、重大财产的安全。但是，这种行为若是发生在北京中关村、浙江华西村，就不仅仅是生活秩序的安宁了，而是会危及到众多人的生命、身体健康、重大财产的安全，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当然，如果破坏的是中关村、华西村某一栋居民楼的电闸，导致该栋楼里的居民不能正常用电，像前面说到的小山村一样，这栋楼里的居民失去了光明、不能看电视节目，诸如电冰箱、洗衣机、电脑等等电器不能运转，尤其是电脑不能运转直接影响居民上网导致网络游戏当中的自家菜园里的蔬菜全部被别人“偷”光，同样是对于公众生活安宁秩序的扰乱而不是公共安全的危害，可以以寻衅滋事罪（任意毁损公私财物——电闸）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能以破坏电力设备罪论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是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还是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均以“公共安全”作为犯罪构成要素，有破坏行为但是仅仅扰乱了“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以，认为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就是为了保护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没有法律根据。的确，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所规定的犯罪，事实上会对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构成扰乱，但是，不能认为立法上以此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规范与事实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混同。实际上，2004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先以“死亡、重伤”而后以“重大财产损失”作为定罪标准，只是对于“财产损失”作了一定的扩张解释，始终没有将损失扩张到“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
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易燃易爆设备、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直接关系到公众的重大财产，直接或者间接地（更多情况下是后者）关系到公众的生命与身体健康，因而关系到公共安全，以这些设备、设施作为破坏对象的，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当然，这些设备、设施必须是正在使用中，否则，属于个人“财产”法益而不是社会“公共安全”法益的表现形态，破坏这些设备、设施的可以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而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此外，上述特定对象还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必须是价值重大的财产，价值较小的，不构成相应的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是公共安全的应有之意；其二，表现为超个人财产法益的社会法益，具有公共安全属性，或者属于公众所有，或者虽然属于个人（包括具体单位）但是直接地为公众服务，对其进行破坏实际上可能会造成针对公众的“死亡、重伤”以及重大财产损失之结果的发生。事实上，所有上述特定对象都关系到“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破坏这些对象确实会扰乱“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但是，有关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条的立法目的并不在于维护“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而在于保护公众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公共安全。
问题是，上述特定对象的公共安全属性有着很大的差异，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易燃易爆设备等，有着明显的仅凭经验观察就可以确定的公共安全属性，无需科学鉴定。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相对比较特殊。关于公用电信设施，前面提到的司法解释并没有扩大公共安全的范围，就不再讨论。广播电视设施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涉及公众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对于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能以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吗？按照扩张公共安全范围至“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的观点，只要是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就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事实上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一般不会危及、威胁公众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但是肯定会扰乱“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于是立论者将公共安全扩大至“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混淆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区别。从刑法规范的角度上讲，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以公共安全为要件，而公共安全则只能解释为“公众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不能因为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行为事实上很少会侵害“公众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而否定上述“公共安全”之构成要件在刑法规范当中的真实存在。正确的做法是，依然将刑法规范运用于事实判断，而不是为适应事实而改变规范，对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行为来说，没有危害而且也不可能威胁公众生命、身体健康，而只是危害重大财产安全的，若是财产属于公众，那么行为就具有公共危险性，应当以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论处。反之，若是属于个人财产法益，应当归入故意毁坏财物罪，过失者，不构成犯罪。如此，不仅很好地保证了事实与规范关系的协调，而且很好地处理了形式与实质、规范概念与刑法目的的关系。
三、安全的等级
公共安全的等级与损害的大小和危险程度的高低成正比，安全等级也就体现在损害与危险概念之中。
1．实害。实害，是指实际损害结果，表现为“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损害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人数的多寡和财产价值的大小。就人数的多寡而言，损害又可以区分为以下四个由高到低的等级：（1）公众，人数众多直接达到公众的程度。公众的具体人数并非绝对，成百上千的人，肯定是公众，人们不能容忍的人数会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2）不特定的众多的人，人数众多，且具有不特定性。（3）众多的人，人数众多，至少三人以上。（4）不特定的人，人数在一至三人之间，并且具有不特定性。
2．具体危险。具体危险，是指实际损害法益的危险状态，刑法分则条文规定这种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是具体的危险犯。这种危险乃是需要依据科学法则和经验法则加以证明的行为属性，不允许进行任何假定或者抽象。与实害概念联系起来，危险在具体案件中可以区分为指向不特定人的危险、指向众多人的危险、指向不特定众多人的危险、指向公众的危险，反映了具体危险程度的等级。
具体危险概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构成要件意义是，构成对于“其他危险方法”解释的实质性限制。一般来说，“其他危险方法”是指那些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方法的危险性相当并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属于一种概括性规定。例如，针对公众私设电网，驾驶机动车高速撞向人群，驾车高速冲撞其他机动车辆，在地铁车站将众多的人猛地推下站台，拆卸街道上窨井的井盖，破坏矿井通风设备，向密集聚会的人群开枪扫射或者以其他方法引起人群混乱并造成踩踏，在繁忙的交通道路上极速飙车，等等。“其他危险方法”，必须从实质上判断实际案件中的具体行为是否具有具体危险，若是只有抽象的而没有具体的危险，不能归入“其他危险方法”的范围。所以，笔者认为，极速飙车有可能被认定为危险方法，而超速驾驶不能视为危险方法，更不能将事实上只有抽象危险性的酒后驾驶、醉酒驾车归入“其他危险方法”的范围。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