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的可罚性
熊晓峰
内容提要 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不受刑事追诉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但实践中时有以劳动教养等其它名目处以处罚的情况。本文对此种情况下不能处以劳动教养作了探讨，并就如何对此种情况下的被害人进行救济及对犯罪行为人的处理作了讨论，以期对实践中处理此种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 刑事犯罪 追诉时效 处理 被害人 救济
某地一起敲诈勒索案，公安部门在检察院明确了已过追诉时效的情况下，以不放纵罪犯为理由，自行审批劳动教养。在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刑法不予处罚的情况下，能不能处以劳动教养，如不能劳动教养，该种行为还能不能处罚，如果能处罚，应通过何种途径、由那个部门处以何种处罚？对于这些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理论界也未见讨论过，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不能处以劳动教养。现行的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中确实没有劳动教养时效的规定，但是劳动教养一直没有立法，现有的行政规章是在法制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制定的，比较陈旧，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设定时效不等于我们现在不要考虑时效，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应机械地拘泥于规定本身，而应结合现在的有关法律法规，综合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劳动教养是介于刑罚与行政处罚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在其上的刑法有时效规定，在其下的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第十八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公安机关没有发现的，不再处罚，也都有时效的规定，劳动教养也不应例外。
有人举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最高法院是赞同这一观点的，所举司法解释是最高法院于1990年针对公安部法制司的复函，全称为，称对被免予起诉、免予刑事处分的人员，凡符合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规定的，可以决定劳动教养。应注意到，该处所称的是被免予起诉、免予刑事处分的人员，所谓免予起诉是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指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检察院可以免予起诉，且不论新刑事诉讼法已没有此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是否属于这一类呢？有关法律对于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的处理是如何规定的呢？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五)被告人死亡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旧刑事诉讼法是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而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这几种处理方法采用的是并列式的排列方式，所针对的是案件的不同的处理阶段，最终结果是一致的，最后一种方法是宣告无罪，应当认为其它几种方法效力等同于宣告无罪，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所表述的前提是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表述与前述最高法院复函的所称的免予起诉、免予刑事处分有原则性的区别，不应把二者混为一谈。
二、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的犯罪所得应予追缴。对刑法不追究，劳动教养也不应追究，那么，是否会放纵罪犯呢？刑法追诉期的确立是基于刑法的谦抑性(或称经济性、节俭性)，即以最小的支出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但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谦抑性应首先服从于刑法的最基本原则：公正。公正作为刑法的首要价值，刑法中的一切问题都应当让位于公正性。一般意义上，刑法中的公正更多地指对刑事犯罪被告人的公正处罚，罚当其罪，但在另一方面，公正处罚被告人的同时也是对刑事犯罪被害人的公正保护，在重视对被告人佥权益保护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应该说我们还有其它途径来处罚，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已有明确的规定。
旧刑法第六十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0年）中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察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受理后，被告人死亡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撤消案件，但应按照刑法第六十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对已经死亡的被告人贪污、挪用的公共财物一律追缴，贿赂财物及其他违法所得一律没收。最高检察院的这一批复是对刑法的具体适用，所针对的是检察院自侦案件，明确了蕴含于刑法60条立法精神之中，但未具体表述的适用范围，根据法律授权，最高检察院也最高法院同样拥有司法解释权，该批复所涉及的刑法第60条处的位置是刑法的总则部分，其所针对的是所有的犯罪行为，而非某一特定类型的犯罪行为，我们不能因最高检察院批复只指明经济犯罪案件，而其他犯罪案件不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一批复所涉及到的是被告人死亡的情况，我们在上面引用的新旧刑事诉讼法中已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情况等同于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批复完全可以适用于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情况，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
三、对被害人的救济。被害人可以获得经济赔偿的法律救济手段，包括民事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所进行的诉讼。《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法》第36条也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实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无论国家、集体还是公民个人的财产或人身权利遭到犯罪行为侵害并造成物质损失的，均可在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同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由人民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时一并处理。该项制度对于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公民个人财产不受侵犯，方便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简化诉讼程序，节省诉讼投人，提高办案效率，正确、及时处理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为刑事诉讼中的特殊程序，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依附性。所谓独立性是指其作为民事诉讼独立于其所依附的刑事诉讼的一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涉及对犯罪追溯的问题，附带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是分开审理的。前者主要依照民事诉讼法进行审判，是同一审判组织刑事审判工作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
所谓依附性是指人民法院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即刑事案件立案之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如果选择附带民事诉讼，其诉权的行使必须以与之相关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中为条件，即附带民事诉讼依附于刑事诉讼而成立。即使经济损失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如果对犯罪行为没有进行追诉或者提起刑事诉讼，则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因追偿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而只能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时效是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进行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人赔偿因其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有效期限。要解决的是被害人是否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且是否享有胜诉权的问题。附带民事沂讼时效既不是民事诉讼时效，也不等同于刑事追诉时效。因此，具有独立性，但是就程序和条件而言，附带民事诉讼时效与民事诉讼时效有着实质上的区别，而与刑事追诉时效只在形式上有区别。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时效具有依附性，而不具有独立的诉讼时效。
3、有权追究犯罪行为人民事赔偿责任的被害人，可以有选择地行使诉权，即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以获得民事赔偿。两者诉讼时效计算是不同的。如果被害人选择民事诉讼方式要求犯罪行为人赔偿经济损失，当然只能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计算诉讼时效。倘若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论是随公诉案件提起还是随自诉案件提起，其诉讼时效都应当依照刑事追诉时效计算、因为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应当从属于刑事诉讼，只要刑事追诉时效成立，就不能认为已经超过附带民事诉讼时效。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也不会因此丧失胜诉权。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即被害人可以在刑事诉讼完毕之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虽然独立的民事诉讼提起的时间可以在刑事诉讼的之前、之中、之后，但基于刑事优于民事原则，即便是被害人先于刑事诉讼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也会要求等待刑事案件结案之后才能进行审理，因而在实践中被害人更多的是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中，如果被害人没有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的情况下，为尊重被害人的自由选择权，应视为被害人选择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首先，前述附带民事诉讼诉权成立的依附性和立案的依附性都表明只有依照刑法和刑 诉法追究犯罪时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只要能够依照刑诉法追究犯罪，并且符合 要求民事赔偿条件的，即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特别是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可以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更明确地指明了附带民事诉讼对于刑事诉讼的依附性。因为公诉案 件，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一般追诉时效较长，但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 诉讼，表明了附带民事诉讼时效对于刑事诉讼追诉时效的依附性。 第二，现行刑法、刑诉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时，审查的条件中也不涉及诉讼时效。所以，现行法律中不存在独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 第三，前述实体处理的依附性表明，只要刑事诉讼成立，犯罪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明确，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被害人就不应当丧失胜诉权。而前述附带民事诉讼立案的依附性表明，只有在刑事犯罪不应追诉时，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才不会被司法机关受理。在程序上，被害人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究被告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此时，依照民诉法计算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等才是有意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恰恰说明了附带民事诉讼时效的依附性，即“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如果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见附带民事诉讼只能在刑事诉讼的某一阶段提起。只要符合刑事案件立案后和一审判决宣告以前这个期限条件，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显然是附带民事诉讼时效对刑事诉讼依附性的表现。
在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的情况下首先我们应视为被害人选择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这一前提之下，再来讨论诉讼时效问题。除自诉案件以外对犯罪行为的追诉权由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对追诉期的认定标准也由国家司法机关掌控，在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的情况下，被害人提起诉讼的时效起算应从司法机关作出该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的认定开始起算，因为它首先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
4、精神损失是否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78条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未对精神损失作出赔偿规定，但《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表明我国民事法律承认并肯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合法性。附带民事诉讼其实质是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其法律的适用原则应当和民事法律规范相协调、配套，以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刑事诉讼中，许多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往往大大超出物质损失，特别是有些抢劫、强奸、侮辱诽谤案件的受害人。根据已有的立法精神，司法部门应当依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在民法的许多单行民事法律规范如《婚姻法》的立法上，精神损害赔偿也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肯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能更有效地预防、制止和惩罚犯罪，还将使我国人格权的保护进一步得到强化，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类素质。 当然，精神损害不像物质损失那样可以度量，目前法律也尚未规定统一的赔偿标准。实践中，更详细明确的赔偿标准未出台前，精神损害的赔偿应按照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的规定，从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后果和影响，以及侵权人的实际赔偿能力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酌情作出调解和判决。除金钱外，还可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别使用赔礼道歉、公开检讨、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市司法局)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人民法院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人民法院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法〔2012〕122号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人民法院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人民法院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二年五月三日
为全面推进人民法院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进一步规范和深化人民法院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根据中央纪委《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总体目标
1.指导思想。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要求，以制约和监督司法权运行为核心，以岗位风险防控为基础，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全面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险明确、监控有力、制度管用、预警及时、处置得当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不断提高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2.工作原则。要坚持围绕中心，使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与人民法院的执法办案工作紧密结合，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融入到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和管理流程之中，实现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与人民法院审判业务、队伍建设和行政管理工作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要坚持法院特色，使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符合司法规律、符合法院实际，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要坚持系统治理，用系统的思维、统筹的观念、科学的方法推进工作，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要坚持改革创新，尊重基层法院和广大干警的首创精神，勇于实践，探索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新思路、新办法、新途径；要坚持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特点，合理确定工作目标、任务、方法、步骤，加强分类指导，实行分类管理，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推进工作。
3.工作目标。要以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环节为重点，全面构建覆盖各级人民法院及所有内设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并在充分实践的基础上，确保防控机制结构合理并运行顺畅，相关制度配套完善并执行有力，预防腐败成效明显并不断提高。
二、工作步骤
4.摸清职权底数。要按照职权法定、权责一致的要求，对人民法院依法享有的各类职权进行分项梳理，编制职权目录，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职权名称、主要内容、行使主体和法律依据等，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每一项职权，绘制权力运行流程图，优化运行流程，明确办理主体、条件、程序、期限和监督方式等，实现权力运行公开化、岗位职责明确化、工作流程标准化。
5.排查廉政风险。要通过自我查找、群众评议、专家建议、领导提示、案例分析、组织审定等方式，重点查找各部门、各岗位在权力行使、制度机制、外部环境以及干警思想道德等方面存在的廉政风险。在权力行使方面，要重点查找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运行程序不规范和自由裁量幅度过大，可能造成权力滥用的风险；在制度机制方面，要重点查找由于规章制度不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可能导致权力失控的风险；在外部环境方面，要重点查找由于利益诱惑、人情干扰以及其他非正常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司法不公的风险；在干警思想道德方面，要重点查找由于理想信念不坚定、工作作风不扎实和职业道德不牢固，可能诱发行为失范的风险。
6.评定风险等级。要根据权力的重要程度、自由裁量权的大小、腐败现象发生的概率及其危害程度等因素，按照“高”、“中”、“低”三个等级评定风险等级，并对不同等级的廉政风险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
7.制定防控措施。要根据法律法规、职责权限、工作标准和廉政要求，对查找出来的廉政风险，制定具体管用、切实可行的防控措施，并绘制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示意图。属于权力行使方面的，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程序规定，探索分权、控权的有效办法，规范权力行使；属于制度机制方面的，要按照建立健全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深入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不断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抓好已有制度的落实；属于外部环境方面的，要通过深入推进司法公开，全面加强内外监督，努力构建抵御外部干扰的“隔离墙”；属于干警思想道德方面的，要通过开展经常性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职业道德教育、职业纪律教育，增强广大干警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廉洁司法和廉洁从政的自觉性。
8.实施预警处置。要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环节，通过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审判监督、案件评查、信访接待、舆情分析等工作，全面收集廉政风险信息，对可能引发腐败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风险预警，综合运用风险提示、诫勉谈话、责令纠错等方式进行及时处置。
9.坚持动态管理。要结合社会发展、法律调整、职能变化以及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要求，及时对廉政风险内容、等级和防控措施进行评估和调整，不断完善廉政风险防控的工作机制，不断增强廉政风险防控的工作实效。
三、工作要求
10.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民法院要把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与加强机关党的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结合起来，各级人民法院党组及内设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对本单位和本部门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负总责，带头抓好自身和管辖范围内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各级人民法院的纪检监察部门和廉政监察员要主动承担起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任务，积极推动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落实。
11.确保全员参与。各级人民法院要动员全体干警广泛参与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活动，切实做到不留死角，同时要将查找廉政风险、制定防控措施的过程作为每个部门、每位干警自我教育、自我警示并加强自我约束的过程，促使广大干警牢固树立“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增强广大干警抵御干扰、拒腐防变和公正司法的能力。
12.突出防控重点。各级人民法院要在全面防控廉政风险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对法院领导干部、审判执行岗位及人、财、物管理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要重点加强对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除处罚、发回重审、再审改判等环节的风险防控；在民商事和行政审判活动中要重点加强对立案审查、财产保全、调解和解、发回重审、指令再审、上级提审等环节的风险防控；在执行活动中要重点加强对委托评估、拍卖、变卖以及执行财产分割等环节的风险防控；在人事行政管理活动中要加强对干部任用、资产管理、财务报销、物资采购、工程建设等环节的风险防控。
13.完善制度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针对权力运行的“关节点”、内部管理的“薄弱点”、问题易发的“风险点”，全面建立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惩治的风险防控制度体系，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同时要对人民法院的各项职权进行科学配置，建立健全决定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确保审判裁决权、裁判执行权、办案监督权、干部任用权、资金管理权等重要职权的正确行使，严防权力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
14.加强科技防控。各级人民法院要把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融入廉政风险防控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流程之中，建立健全对权力运行进行实时监控的信息管理平台，逐步做到权力运行网上公开、权力行使网上监控、廉政风险网上预警、举报投诉网上受理，不断提高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科技化水平。
15.务求取得实效。各级人民法院要力戒形式主义，确保本单位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取得实效。要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情况纳入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检查考核之中，并将检查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评价和任免的重要依据。要以年度为周期，采取自我检查、上级抽查、社会评议等方式，定期对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成效进行检查评估，确保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扎实推进并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