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名泉保护条例
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
济南市名泉保护条例
2005年7月22日济南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5年9月29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名泉的保护，保持泉城特色，维护历史文化名城风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泉水补给区、出露区和名泉泉池、泉渠及其人文景观的保护。
第三条 市名泉保护委员会负责名泉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市园林管理局是本市名泉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名泉保护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具体工作由市名泉保护管理办公室负责。
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名泉保护管理工作。
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水利、林业、农业、气象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名泉保护工作。
第四条 市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名泉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同级财政预算内安排名泉保护管理专项经费，组织协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保泉职责。
第五条 名泉保护工作应当坚持保泉与保源并举，保泉与泉水综合利用并重，保泉与城市发展相协调、与弘扬泉文化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名泉的义务。
市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对在名泉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规 划
第七条 市和有关县(市、区)应当编制名泉保护规划。名泉保护规划分为全市名泉保护总体规划和十大泉群的保护详细规划。
第八条 市名泉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全市名泉保护总体规划和趵突泉泉群、珍珠泉泉群、黑虎泉泉群、五龙潭泉群的保护详细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后实施。
章丘市、平阴县、历城区、长清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全市名泉保护总体规划，分别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百脉泉泉群、洪范池泉群、白泉泉群、涌泉泉群、玉河泉泉群、袈裟泉泉群的保护详细规划，报经市名泉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后公布实施。
编制名泉保护规划应当广泛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群众的意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论证，统筹兼顾，科学编制。名泉保护规划应当在本条例施行后一年内公布实施。
第九条 全市名泉保护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泉水补给区、泉水补给区内的直接补给区、直接补给区内的重点渗漏带以及泉水出露区的保护范围、基础资料、现状分析，泉水资源评价，名泉保护目标和保护措施。
第十条 编制名泉保护规划应当遵循下列规定：
(一)依据名泉特征、水文地质地貌和历史沿革情况；
(二)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持名泉原有风貌；
(三)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维护良好的泉水生态环境；
(四)发挥泉水功能，科学合理利用泉水资源。
第十一条 名泉保护规划公布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由原编制机关向原批准机关提出变更方案；原批准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布变更方案并组织听证。批准变更的，按照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城市建设、土地利用、环境保护、水利、林业、农业、气象、旅游等规划需与名泉保护规划相协调。
第三章 管 理
第十三条 市名泉保护主管部门在统一管理中行使下列职责：
(一)调查名泉分布情况，建立名泉档案，组织设立名泉标志；
(二)调度收集水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气象、供水、林业等与名泉保护有关的信息资料并进行综合分析，及时向市政府提出保泉建议；
(三)拟订保泉应急预案；
(四)监督、指导全市名泉保护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服务；
(五)受理对违反本条例行为的举报。
第十四条 名泉泉池、泉渠及其人文景观的日常维护管理按照下列分工负责：
(一)风景名胜区、公园内的名泉，由风景名胜区或者公园的管理机构负责；
(二)单位用地范围内的名泉，由用地单位负责；
(三)居(村)民用地范围内的名泉，由居(村)民委员会指定专人负责；
(四)其他名泉由其所在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名泉保护管理部门确定的单位或者个人负责。
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名泉保护管理部门应当与前款规定的责任人分别签订名泉维护管理责任书，落实日常维护管理责任。
第十五条 在泉水补给区保护范围内，应当加快植树造林，封山育林、育草，保护植被，涵养水源，合理拦洪蓄水，保持地形地貌，不得擅自取直、压实、垫高河道和沟谷，禁止建设污染水质的工业生产设施。
第十六条 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在泉水补给区保护范围内建设工程项目。
在泉水补给区保护范围内，除村民自建自住房屋以外的其他确需建设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名泉保护管理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查。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规划、建设部门不得办理规划、施工许可手续，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十七条 在泉水直接补给区保护范围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经批准建设的工程项目，其用地中硬化面积不得超过总建设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
(二)在市政污水管网未覆盖的区域范围内建设工程项目，应当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其排放的污水必须达到规定的标准；已经建成的工程项目，其污水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
(三)禁止倾倒、堆放、填埋城市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禁止建设工业固体废物集中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
第十八条 在泉水直接补给区保护范围内的重点渗漏带，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扩建、改建影响地表水渗漏的工程项目；
(二)开山、采石、挖砂、取土；
(三)其他影响地表水渗漏和污染水质的行为。
第十九条 在泉群的泉水出露区保护范围内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对施工现场的名泉及其毗邻的名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并于工程竣工前恢复名泉原貌。
第二十条 在趵突泉泉群、珍珠泉泉群、黑虎泉泉群、五龙潭泉群、百脉泉泉群、洪范池泉群的泉水出露区保护范围内，建设工程基础施工限制采用箱形基础；禁止建设有碍名泉风貌的建(构)筑物。
在前款规定的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名泉保护管理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查。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规划、建设部门不得办理规划、施工许可手续，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二十一条 在七十二名泉泉池周围二十米以内，禁止新建、扩建任何与名泉保护无关的建(构)筑物；泉池周围五十米以内禁止新建、扩建工程地基基础深度超过二米的建(构)筑物。
第二十二条 禁止填埋、占压、损毁名泉泉池、泉渠及其人文景观。
禁止向泉池、泉渠内排放污水和倾倒垃圾、污物。禁止在公共场所的泉池内游泳、洗涮衣物。
第二十三条 在建设施工中发现新的泉水出露点，建设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保护现场，不得损毁，并报告市名泉保护主管部门。
市名泉保护主管部门对新发现的泉水出露点应当及时组织论证鉴定。对确认有观赏、文化、科研、利用价值的，依法报市人民政府命名。
第二十四条 城市供水经营单位应当加快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建设。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使用公共供水，禁止开凿新井。原有经批准的自备水井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自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之日起三个月内封闭；本条例实施前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已经覆盖的范围内仍使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自本条例实施之日起三个月内封闭。
第二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节约用水管理，推广节约用水器具，降低城市供水管网漏失率，加快分质供水建设。在城市建设中，建设单位对需硬化的地面应当采取有利于雨洪渗入地下的措施；对因施工需大量疏干排水的，应当采取减少疏干排水的措施。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应当依法配套建设节水设施、中水设施。
第二十六条 名泉保护管理专项资金的来源：
(一)财政部门安排的名泉保护管理专项经费；
(二)社会捐助。名泉保护管理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市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名泉保护监督检查机制。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均有权向市名泉保护主管部门举报。市名泉保护主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举报人。对属于其他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在三日内移送有关部门，并将移送处理情况书面告知举报人。受移送的部门应当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举报人和市名泉保护主管部门。
第二十九条 名泉保护管理部门应当对泉水补给区、出露区的保护状况进行巡查，对在建工程项目进行跟踪检查。巡查、跟踪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查处。对属于其他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在三日内移送有关部门，受移送的部门应当将处理结果反馈名泉保护管理部门。
第三十条 名泉保护管理部门进行检查时，检查人员应当出具工作证和部门主要负责人签署的检查通知书。检查通知书的内容应当包括检查依据、检查时间、检查事项、检查人员。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被检查当事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资料，不得拒绝和阻碍检查。
第三十一条 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森林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矿产资源、土地管理、城市绿化、节约用水和本条例等法律法规情况的监察。对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应当及时做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第三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名泉保护工作情况。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建设工程项目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而未进行的，或者不应当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而予以批准的；
(二)对本条例禁止建设的工程项目或者可以建设但必须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批准的工程项目，擅自批准规划、施工许可的；
(三)未责令限期封井的；
(四)对举报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未及时进行调查处理的；
(五)其他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的。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采取保护措施或者保护措施不力，造成名泉泉池、泉渠或者人文景观损毁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二十一条规定，擅自开工建设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拆除和恢复原状，并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填埋、占压、损毁名泉泉池、泉渠及其人文景观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向泉池、泉渠内排放污水或者倾倒垃圾、污物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在公共场所的泉池内游泳、洗涮衣物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并处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发现新的泉水出露点未向市名泉保护主管部门报告或者未采取保护措施，致使泉水出露点损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擅自取直、压实、垫高河道和沟谷的；建设污染水质的工业生产设施的；排放污水的；倾倒、堆放、填埋城市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建设工业固体废物集中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建设工程项目超过用地硬化面积的；开凿新井或者逾期未封闭自备水井的；开山、采石、挖砂、取土或者其他影响地表水渗漏、污染水质的行为的，分别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名泉”为附件一《济南市名泉名录》所列的天然泉和根据本条例由市人民政府命名的天然泉。
(二)“人文景观”包括名泉的铭碑、题记及有关建(构)筑物。
(三)“泉水补给区保护范围”是指在名泉保护规划中划定的汇流、渗漏大气降水具有直接、间接补充地下泉水功能的区域。
(四)“泉水出露区保护范围”是指在名泉保护规划中划定的地下水自然涌出地表的区域。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7年6月6日颁布实施的《济南市名泉保护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随着当今社会行政违法案件的隐蔽性、复杂性程度的加强，行政主体为了有效、全面地收集行政违法行为的事实资料和证据材料，在行政管理领域广泛运用非常规的行政调查方式——行政诱惑调查，并将此方式取得的证据作为具体行政决定的依据，其中最为争议的就是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对此，学界争议的焦点是行政诱惑调查获取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结合对行政法领域非法证据排除的矛盾性分析，本文对“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取证持肯定态度，可以作为合法证据进行采纳；而对“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取证则持否定态度，认定其为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 行政诱惑调查的含义
行政诱惑调查并不是行政法上的概念，而仅是理论界使用的称谓，也有将其称为“钓鱼执法”、“陷阱取证”或者俗称“做笼子”。虽使用名称不同，但其内涵实质是相同的。因为诱惑调查作为专业术语，最早运用于刑事领域,源自美国的“侦查陷阱”、“刺激陷阱”和“警察圈套”，是刑事侦查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具体指“侦查主体为了查明某些具有隐蔽性的案件，设置圈套或诱饵等诱惑方式诱发犯罪行为，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实施犯罪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出于应对行政违法现象的复杂性、查处难度大等特性，行政调查活动也逐渐援用类似做法。因此，通过实践改造，“行政诱惑调查”这个概念就被引入到行政领域中使用。
行政执法人员行使职权的具体方式、内容、对象不尽相同，在行政诱惑调查的过程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类型。由于目前行政诱惑调查在行政领域的研究缺位，同时行政诱惑调查的前身乃是诱惑侦查，两者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及相关性。因此，借鉴刑事领域的诱惑侦查的分类，行政诱惑调查分为“机会提供型”与“犯意诱发型”。 所谓“犯意诱发型”是指设诱人促使受诱人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后实施抓捕，其主要特征是受诱人原本是没有犯罪意图，在设诱人采取了“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后，致使受诱人在刺激性诱惑下实施了犯罪行为。“机会提供型”即受诱人已经具备犯罪意图，设诱人只是为其提供实施犯罪的条件和机会。
基于上述的分析，可以尝试对行政诱惑调查作如下定义：行政执法人员为了查处某些复杂、隐蔽性强的违法行为，通过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境或为其提供条件和机会，从而得以收集信息资料和证据的一种特殊的调查方式。
二 非法证据排除的矛盾性分析
行政诱惑调查引起的理论争议主要体现在通过行政诱惑调查的方式获取的相关证据能否作为有效的行政决定或行政诉讼定案依据，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对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学界存在矛盾性的观点。
马怀德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到：“行政机关不得把通过违法手段制作和调取的事实材料作为定案依据。认定证据的合法性应该包括形式合法、来源合法、制作合法和程序合法。”并且指出“钓鱼执法”采用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违反了执法取证的要求，以这种方式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行政行为的定案依据。但是在他同一著作中又提到“非法证据规则是有严格限制的，并非所有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都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最初目的在于限制警察权的滥用，保护公民权利，所以即使在非法证据规则的典型国家——美国，非法证据规则也仅将法律实施官员依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排除。”
章剑生教授也认为“行政机关违法的手段取得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等证据，在行政诉讼中应都排除出去，否则，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可能失去应有的意义。”但马上又说：“如果行政机关非法取得的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能够证明当事人的行为违法，那么否定此类证据的证明力就可能放任其违法行为而无法予以追究，给国家、社会或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害”。他认为对于违法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实际上往往与一个国家对人权的重视与保护程度相关。对于违法证据的转化问题，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区别对待，“口供应当从违法证据转化的可能性中排除出去，而对于其他如违法物证材料，经过一定的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审批后，就可以成为定案”。
两位专家的观点，看似前后矛盾，其实是遵循了客观真实与法律原则价值之间的平衡。客观真实是采取必要合理手段对一些复杂性、查处难度大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最大限度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价值在于适时吸收客观事实的要求，这样既符合客观真实，又能维护法律的权威、延续法律的生命。于是，在两种价值之间，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区别对待“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类型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效力。
三 行政诱惑调查证据的可采性
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主体作出的任何一项行政决定都不能是主观臆断的，必须具有相关的信息情报和资料，正如“情报就像是机器的燃料，没有燃料机器就无法运转”。在强调依法行政的当今社会，“信息之于规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行政执法人员通过诱惑调查可以收集到大量的证据资料，既包括物证、证人证言，也有视听资料、录音录像等证据。这些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能否作为定案依据。这就涉及到我国诉讼法学界对待“毒树”与“毒果”问题的看法，其一是“砍树弃果论”，其二是“砍树食果论”。具体到本文对行政诱惑调查证据分析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能套用上述两种看法，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获取的证据属于合法性证据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中可以得出，原则上通过合法的形式获得的证据，一般都具有可采性，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否则就不可采。因此，“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获得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就取决于这种调查方式是否合法。
首先，“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是依法进行的。因为受诱人实施违法行为的动因来自于自身潜在的犯意，与设诱人的诱惑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行为人的行为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实施违法行为是明显的。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引诱”行为是“被动行为”或“消极行为”而不是“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被调查人的违法行为意图是自发产生的，并不是行政执法人员强行植入或诱发产生。
其次，“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是在被调查人具有实施违法行为意图后，行政执法人员从客观行为及主观心理推测其违法意图，从而为其提供实施违法行为的外部坏境条件与机会，这种调查取证的方式并未超过必要的限度。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调查的具体方法没有明确规定，由行政特点决定，行政主体对具体采用何种调查方式享有自由裁量权，只要不超过作为一般人所理解和承受的程度，于法于理都不悖，就应该被肯定和接受。并且“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有利于查获更多隐蔽性的违法行为，使广大公民免受非法行为的侵害。若不采用这种诱惑调查的方式，则有可能放纵违法行为，使公民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之中，损害公共利益，也侵害守法者的利益。因此，基于学者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矛盾性观点，不能将“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视为非法证据，从某个层面还应将其视为合法证据，具有可采性。
二、“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是非法证据
首先，行政调查主体明知被调查对象没有非法意图，而故意主动对受诱人实施诱惑，从而获取证据。受诱人的犯意完全依赖于设诱人的诱惑，受诱人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违法行为，但其主观上是被动的，是被设诱人强行拉入设置的“陷阱”当中，设诱人与受诱人之间的行为不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这种方式的诱惑调查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单纯的为查明事实获取证据，而是引诱、制造违法行为，本身具有侵权性与非法性，不能为下一步的行政决定提供依据。马怀德教授指出，“对于行政调查的方法，行政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但必须遵守比例原则，具有必要和合理的联系，否则构成违法取证，可以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
其次，在刑事领域，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都持非法的观点，只是限承认了“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为以这种方式侦查的证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可以作为合法证据加以认定。如我国有学者认为，“机会提供型刑事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并未超过法律的界限、也未超越合理的限度，其合法性在司法实践中和理论界都被认可。在国外，许多国家也采用有限制的承认诱惑侦查之证据的合法性效力，美国、日本、瑞士、葡萄牙都有相关的立法规定。在我国台湾地区，其最高法院认为，“机会提供型刑事诱惑侦查，取得证据之过程既未违反法定程序，亦未侵犯人权，复有利于公共利益之维护，自应具有证明力”。
在注重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行政领域，有限承认“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效力，认定“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违法，是行政管理中的理性选择，使行政调查过程既能获得最大的行政效益，又能使相对人的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作者单位：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