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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官”职务犯罪情况的特点及预防对策

　　　　　　　　　　　　　　景县人民检察院 李宁 张海鹏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以及持续加大对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扶持、投入力度，农村、农民收入均得到迅速发展。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农村基层村级组织人员为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各种因素的诱惑，在农村财富不断增加和政策发展机会不断涌来的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也就是所谓的“村官”职务犯罪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引发的信访举报、告发上诉事件逐年增多，广大农民对此类案件反映强烈，日益成为激化农村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以笔者所在院受理的举报线索和查办情况来看，关于“村官”犯罪的举报线索和查处情况也是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9年到2012年10月份，共受理各类举报线索283件，其中涉及农村的线索112件，占总受理线索数的39%。2011年，本院共受理来信来访案件106件，其中涉及村干部职务案件的29件；2012年至10月份，共受理来信来访56件，其中涉及村干部职务案件的26件，这不仅造成了国家投入的涉农资产的大量损失，也严重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进一步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笔者结合本院工作实际，以近年来笔者所在院依法查办的“村官”职务犯罪情况展开分析，并就相关预防对策，结合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谈点思考，也希望在促进农村村级组织人员队伍建设上有所帮助。

一、村官职务犯罪方面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

这些信访举报案件中，经分类统计，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

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管理环节。该环节的涉案人员主要是参与管理和直接经手具体事务、资金的乡（镇）、站所领导职工、村委干部等，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或挪用农村基础建设资金。从我院近两年受理的案件线索看，一般表现为，贪占土地承包费和宅基费等集体财产，这类案件占举报线索的24%。

2、专项款物管理环节。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社会保障等专项款物管理环节，一些村干部利用灾害申报、处理紧急，监督滞后等因素，对村民隐瞒国家惠农政策、补贴标准，暗箱操作，大肆国家涉农资金侵吞。犯罪主体多是采取对经手的资金进行克扣，虚列造表、伪造签字、欺骗审批等手段，骗取公款据为己有。一些资金管理人员借机构人员配备不齐，集部门领导、出纳、会计职权于一身，一人大权独揽，无人监管，挪用专款大肆挥霍。2010年、2011年我院受理这类案件线索有12件，占举报线索的10%。

3、退耕还林、粮食补贴资金管理环节。在退耕还林过程中，由于该工程涉及全县每个乡镇千家万户，点多面广，职能主管部门县林业局无法全面抽调人员全程参与，且规划面积是通过卫星测绘锁定，覆盖了农户土地、沟道面积，而一些沟道原本没有划给农户，一些村委干部在参与对退耕还林土地丈量、测算和申报过程中，利用沟道归属模糊，农户不知晓如何处理的心理，将该沟道所占面积虚列户名上报后骗取资金占为己有。在粮食补贴过程中，部分村干部多报耕地亩数，骗取国家补贴。从我院受理的112起案件线索来看，反映涉嫌贪污退耕还林款、粮食直补款的问题较为突出。其中反映村干部在发放粮食直补、林业补贴的过程中涉嫌贪占的有56件，占举报线索的50%。

4、农村资金管理环节。部分村财务制度不健全，不按规定由财务人员管理款项，部分款项而是由村干部直接管理，不入财务账，致使资金长期滞留于个人手中，完全脱离监管，用随心所欲，导致资金被贪污、挪用挥霍一空。二是入账发票不正规，用收据和打“白条”的形式入账。从我院近两年受理的案件线索年，一般表现为，村财务不公开或公开不及时、不真实的问题，这类问题占受理案件线索的100%。

二、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案件潜伏时间长

由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连选连任上没有明文限制，任职时间长的村支书、村主任、财会人员，通常利用职务便利，采取收入不入帐等手段，连续作案，不易被发现。从查处的案件反映来看，从开始作案、连续作案到罪行被发现的，潜伏期最短的不少于1年，最长的长达10年之久，而2年到6年的则占70%。

（二）窝案串案比例大

随着对农村监管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各项制度、规定也得以进一步完善，使得过去个别村干部“单枪匹马”就能捞取好处的机会明显减少，“动作”空间明显缩小。如果不是几个环节、几个岗位合谋，很难实现贪占目的。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形式也由过去的个体腐败向群众腐败转变。

（三）作案手段简单直白

从查处情况看，“村官”作案手段中收入不入帐、白条入帐或虚设项目套取现金私分等方式占绝大部分，如今年6月查处的某村委会贪污窝案，其作案手段就是在收到征地补偿款，以修建村公路、村办工作室为名,虚报冒领，由村支书、村主任、副主任和村会计等4人私分。其次是大量用餐饮、娱乐等各种不需填开内容的发票，以各种可以规避财务管理规定的方式报帐，冲销个人或违法开支，甚至套取现金私分。

（四）发案领域受当地经济发展态势影响较大

如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城乡结合部，职务犯罪多发于征地、拆迁等补偿款的管理使用过程中，而在经济相对较落后的山区，则多发于新农村建设、农村基层设施建设以及各种农民补贴资金的分配、管理和发放中。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中，诸如“村中道”等小微型工程，由于其单项造价低、施工点多，监管难度大，从而为职务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

（五）“擦边球”现象突出

随着国家反腐败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村官”对违法犯罪的认识也逐渐提高，“规避”职务犯罪的意识也不断提升。从受理的举报线索来看，有约占60%无法立案处理。其原因，或是因为村民联名举报，给了其补正的时间；或是因证据被有意识的引导缺失，造成认罪但无法定罪；或是帐面规避制造查处难度和成本，弱化查办部门的打击决心等等。

三、村官职务犯罪原因分析

一是部分村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在一些案件的查办过程中我们发现，通过近几年的宣教工作，大部分基层干部已经有了一定的法制观念，知道那些事该做，那些事不该做。但同时他们的这种法制观念非常单薄，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概念，往往在一些实际问题上把握不住。如公款私存、挪用公款偿还村里其他债务等问题都是由于法制观念的淡薄造成的。这些人往往认为：只要不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只要是为村里办事，就不算违纪违法。因此说法制观念在一些基层干部的心中依然淡薄。

还有一些农村干部对国家法律法规知之甚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认识严重不足，加上私心杂念太重，私欲澎胀，经不起金钱诱惑，存在着“有机会捞一把”的侥幸心理，最终走上了贪污挪用的犯罪道路

二是部分村干部家长式粗暴、野蛮作风。现在一些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中普遍存在家长式粗暴、野蛮作风，这些人没有民主的概念，在作出决策的时候不征求意见，在村里的事务上专横独裁。如私自收费、敲诈勒索等行为，都是粗暴、野蛮作风的体现。此类案件往往牵涉的金额不大，但是激起的民愤很大，经常造成农村不稳定因素。

　　　　　　　　　　　　　浅议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评《合同法》第96条的立法缺陷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依约定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的效力。这一条款的目的在于规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但由于立法语言表达方面的原因，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应用该条款处理具体案件时存在不少困惑。笔者认为该条至少有三点需要明确：一是合同解除的通知与诉讼的关系问题，即解除权人是否可以不通知对方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仲裁请求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二是如果解除权人通知相对人解除合同但相对人不做任何表态或者虽然有异议，但却消极或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不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导致解除权人无法实现解除合同后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目的，解除权人是否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的效力？三是各种情况下合同解除的时间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解除权的行使是双方之间的行为，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解除权人不能直接起诉，即使起诉，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而不能直接受理并裁判解除合同；也有的观点认为解除权人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来解除合同，法院受理后其向对方送达的文书就相当于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通知，因此不应该否认解除权人直接通过诉讼或者仲裁请求解除合同。笔者认为，合同解除权本质上是属于形成权，其完全是当事人一方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而自行行使，使合同效力归于消灭的单方意思表示，是单方法律行为，原则上是当事人的一种民事权利，不应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代行。只有相对人对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提出异议并诉至法院或仲裁机构时，法院或仲裁机构才有权力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事后审查，对合同解除的效力予以确认。因此,建议把通知解除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否定当事人不经过通知程序直接提起诉讼来解除合同。这样规定不仅符合立法本意，而且可以节省诉讼资源。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完全是依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以行使和完成的权利，无需借助任何公权力来实现和救济。如果允许当事人直接起诉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就使得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目的落空，与解除权的属性不相符。况且我国正处于各种矛盾凸显期而司法资源又相对紧张，因此引导当事人依规定积极行使权利，只有在解决不了情况下再求助法院。这样不仅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的案件压力，而且有利于促进纠纷的尽早解决，减轻当事人的经济成本。

　　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是相对合理的。因为法律既赋予解除权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又给了相对人异议的权利，符合有权力就有救济的司法理念。如果相对方对于解除权人权利的行使无动于衷或虽然有异议但却消极或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不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话，那么法律就没有保护的必要了。因此这种情况下可以视为相对人放弃异议权并默认对方解除合同，由此产生相应的合同解除法律后果，解除权人可以根据九十七条规定要求相对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问题在于《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96、97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消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消通知到达之日起3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的话，那么对方当事人是享有三个月的异议期限的。实践中有些相对人往往会出于各种目的利用这个时间差故意不行使异议权以便拖延时间，很明这种情况对解除权人很不利。那么这种情况下解除权人能否提起诉讼或者仲裁，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呢？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没有明确，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导致实践中处理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合同法只明确相对人有异议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但也没有禁止解除权人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权利。因此从保护解除权人权益和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也应该做扩张解释赋予解除权人类似的权利。

　　第三个问题是相对人收到合同解除的通知后，有异议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要求确认合同的效力，那么合同时自相对人收到通知时解除还是自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之日起解除呢？如果认为是自作出生效判决之日解除，那么就和合同法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相矛盾。如果认为是通知到达时解除，要是法院也确认合同解除的话那么可以追溯到自通知到达时解除，问题是假如法院判决认定合同不解除呢？这些问题都需要予以明确。笔者认为，如果相对方没有异议的话，那么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如果当事人有异议并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要求确认合同效力的话，那么就应以法院的判决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

　　参考文献

　　[1]崔建远 吴光荣：《我国合同法上解除权的行使规则》 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11期。

　　（作者单位：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